林枫传略--第六章在晋绥解放区（四）

发布日期：2016-08-26 14:59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日程中上，经常摆着两件大事：生产与战斗。战争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敌人施行的毁灭一切的“三光”政策，造成了根据地经济上的重大困难。为了最后战胜敌人，一方面要加紧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另一方面还须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培养民力，以供应长期战争的需要。战争要保卫生产，生产又要支持战争。没有战斗，生产就会被破坏;但如军民不能吃饱穿暖，也无法进行胜利的战斗。

　　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本应是根据地民兵武装所具有的特色。但在民兵组建初期，存在一种普遍的偏向(自然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为了打仗，荒废了生产。针对这一情况，1943年9月，林枫住持的边区群众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方针，确定民兵活动必须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边区著名的群众英雄张初元，在1943年“挤”敌人、围困宁武县石家庄敌据点的过程中，把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解决了这个发展群众武装、长期坚持对敌斗争的重要难题。张初元是宁武县屯堡的民兵队长和生产大队长。1942年夏，敌人在离他村里的石家庄扎下据点，到处滋扰，强迫维持。富于反抗精神、具有爱国热情的张初元，领导本村民兵奋起抗争。1943年2月，一股敌人窜到新屯堡，被民兵打回去。民兵情绪高涨，也提高了张初元在群众中的威信。因为民兵常去“挤”敌人，家里的农活无法兼顾。如何解决战斗和生产的矛盾?张初元召集村中群众开会讨论，最后决定成立变工小组，把民兵散编在变工组。民兵作战回来，仍旧在变工组耕种。从此开始了劳力与武力的结合，把全村组成一个常年“设防”的统一战斗体。在实现劳武结合的过程中，民兵提出“不让敌人抢去一条牛”的口号，变工组则报以“不荒民兵一亩地”的行动。1942年后半年，因为尚未实行劳武结合，村中被敌人抢走50石粮食;1943年有了劳武结合，打击了敌人，全年被抢的粮食还不到两石。

　　1944年1月，张初元经宁武县劳动人民推选，出席晋绥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林枫得知张初元的事迹，非常重视他领导新屯堡村群众创造的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的经验。他在大会前和张初元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又在大会上听了张初元的关于创造劳武结合经验的报告。他在1月15日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其主题就是：响应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他把张初元的创造看作一面旗帜，号召边区人民学习这个榜样。林枫说：“张初元同志，是我们这次大会上的模范英雄了，他在我们的游击区中，是组织生产，组织民兵，把劳力与武力结合的模范。在过去，有些人认为在游击区不能发展生产，不能组织生产。现在，我们根据敌后游击区好多同志的经验，特别是张初元同志的经验。证明了认为游击区不能发展组织生产的思想是错误的。相反的证明了在敌后在游击区，发展组织生产，完全可能，而且是应该的”。

　　 “张初元同志在游击区领导的工作，即将生产的组织和民兵的组织，结合到一起。他这一套办法，是值得、是应该为所有晋绥边区的人民来学习的。”

　　林枫进而指出了张初元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事迹和他的优秀品质：“张初元同志，在游击区，坚决地和敌人斗争，打击敌人，反对维持，捉拿汉奸，努力生产，组成变工队，组织民兵，保持生产并领导减租，发动生产。他自己本身，从小放羊，做雇工、挖煤炭等等，目前已是半自耕的贫农，一贯是艰苦的劳动者，努力于生产的。总之，他努力于对敌斗争，努力于减租生产，努力于锄奸自卫，所以他所表现的，正适合于晋绥边区今年的三大任务。在张初元同志的工作上，正体现了实行了这三大任务。这就证明了，我们确定的三大任务是正确的，正是我们的劳动人民在那里做的。

　　“在我们和张初元同志谈话中，张初元同志不但在工作上，在劳力武力结合上，在敌后发展生产组织民兵上是模范，他还有两个特点是我们所有的同志应该学习的：一、批评自己的精神。譬如他说，有一次，他和领导下的一个民兵吵嘴了。他说：‘这是我的不对，我当队长的不应该与队员吵嘴。’一次，组织变工队，他曾强迫一户参加。他说：‘强迫人家参加是不对的，应该由人家自愿。’二、大公无私的精神。例如，他村上的民兵同另一个村上的民兵，共同打击了一次敌人，将敌人打退，缴获了两袋麦子，全被另一个村民兵吃了。政府奖励民兵时，也没有搞清楚，奖励了另一个村的民兵。于是没有吃到白面。他劝大家说，咱们可不要提这个意见，没有受奖，没有吃白面不要紧，仗还是打了，只要打了敌人就得了。这种不争功劳的精神是很伟大的，这是无产阶级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学习张初元同志，不仅在工作上，作一个民族的生产的除奸的战士而且要学习张初元同志批评自己、大公无私的精神。我们以后不管在对敌斗争上、生产上、除奸上，都要组织，组织好，工作做好，必须团结好。要团结好，没有批评自己、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林枫还在会上号召“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大力组织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的生产。他说：“武力与劳力的结合，乃是经常拿武器的也要拿起锄头来。”他希望各机关部队负责人，能在新的一年亲自领导计划布置与组织生产，“在下次劳动英雄大会上，各机关部队也应有几百几十个出色的劳动英雄参加。”

　　张初元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边区第一名劳动英雄，成为晋绥边区人民学习的榜样。他获得头等奖，拉着奖给他的大犍牛，背上新步枪，戴上崭新的子弹袋，非常高兴。——张初元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家，从八岁起就给人家放羊，作学徒，挖煤炭，受尽旧社会的欺凌和痛苦，常年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1940年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经过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才能翻了身，到1943年的时候，全家已经过着温饱的生活。他不但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还热心参加社会活动，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帮助村里十多户雇工和贫农都翻了身。经过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他逐渐提高了觉悟，成为一个智勇兼备的村干部。每当想起这些往事，他就十分激动地说：“我过去是个揽工放羊的穷小子，如今在新政府下翻了身，买房置地，越过越好，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张初元。”

　　晋绥边区第三届劳模大会后，新屯堡的旗帜引导着边区人民前进，劳武结合成为全区人民的方向。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边区机关、部队的生产也被带动起来，热烈响应林枫代表晋绥分局提出的号召，迅速地都做到了“劳力与武力结合起来”，“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各地民兵在实践中，1944年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创造，是变工与爆炸相结合，把原先专事生产的变工组，发展成为战斗的爆炸组。

　　张初元从群英会回到村里，根据大会的启示，准备在变工队里普遍开展爆炸运动。他同村干部认真讨论以后，就向村中的群众宣传说：“十几个民兵保卫200多人，我看不行。如果200人都拿起武器保卫200人，就能保护好了。”群众根据亲身经验和他讲的道理，接受了张初元的意见，把所有变工组全部变成爆炸组，又组织了妇女儿童爆炸组。还在村里成立了生产战斗指挥部，从领导上把生产和统战统一起来。这一创造，在变工中以民兵为骨干，加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开拓出走向全民皆兵的具体道路，被认为是劳武结合最适当的组织形式。民兵家庭的生产及在战时情报、侦察、埋雷等的困难，都有了变工组的支援帮助，这就更加密切了民兵和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他们保卫家乡的斗争热情。

　　1944年，林枫和晋绥分局认真贯彻劳武结合的方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边区60000多名民兵队伍中，这一年涌现出近千名的战斗英雄，他们以张初元为榜样，对劳武结合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边区第一名特等兵英雄段兴玉，在交城坚持战斗。有一次，170多名敌人要“突击”我八分区司令部，他将19名民兵分为三组，埋伏在敌人来路上的三个险要处。各组密切联络，互通情报。与来犯日军接火后，第一组打一阵，第二组接上打;第一组又绕到第二组前边，......两个组轮流打，打到后头，第三组也接上了。于是，第三组打头子，第二组打当中，第一组打尾子。把敌人打怕了，不敢走大路，钻了小沟;小沟里没有路，敌人用锯子开林行走，结果一夜又加半天，总共才走了30里。我司令部接到敌人出犯的情报，早已转移到别处去了。另一名出众的民兵英雄、五寨县东秀庄的路玉小，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到：“一个村子退着打，两个村子顶住他，三个村子就能打退他。”创造了联防作战，使向联防区进扰的敌人腹背受敌，陷于四面楚歌。以后，联防民兵的防线逐步向敌据点推移，又形成联防围困，把敌人锁死，囚困在碉堡里面。民兵还创造了“破击分红”、“军火田”等劳武结合的形式，大破敌人占领的铁道、电线;大造炮弹、地雷，式样新颖，种类繁多。品种特多的是地雷：铁的、磁的、石的，玻璃的;瓷壶、瓷盆，甚至吃饭的碗，装酒的瓶，都被制成为致敌死命的武器。五寨县民兵英雄谷叆创造联防破击，对五寨至神池间敌人长约80里的电线，由联防民兵轮流破击，使敌修不胜修，半年不能通话。

　　由于边区军民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使晋绥边区的严峻形势迅速得到了扭转。形势最严重的大青山地区，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艰苦斗争，基本上恢复了绥西、绥中、绥南等三块游击根据地，达到1942年7月敌人大扫荡的局面，1943年“挤”敌人的斗争，对敌人说来是突然的袭击，使他们措手不及。到了1944年，敌人千方百计地向我“反挤”，极力进行挣扎，使得这一年的斗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艰巨。但在“挤”敌人的正确方向指引下，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一面生产、一面战斗的高潮，战斗和生产都获得丰收。这一年，根据地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了。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加强了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1943年初，分局把敌占大城市和同蒲铁路沿线的地下工作人员调回兴县，传达和学习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党斗争的方针。林枫曾在长期白区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领导下敌占区地下党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4年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封锁，从重庆到达延安。其中一部分外国记者，在延安参观后前来晋绥边区访问，于8月30日抵达兴县。他们是：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哈尔森·福尔曼和英国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林枫欢迎他们来访，曾应记者们的要求，向他们介绍根据地对敌斗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民主设施等各方面情况，并帮助他们到第八军分区前线视察，亲眼看到我军浴血奋战，袭击汾阳城关及攻占敌强固据点仁岩的战斗情景。外国记者登上距离汾阳仅十余里的边山顶峰，亲见浓烟笼罩全程两昼夜，日军惊慌逃避，钻在乌龟壳里不敢应战的狼狈相，看到抗日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异常兴奋。其后他们前往静乐，在距离碉堡二三百米处，观察围困娄烦日军据点的民兵如何配合八路军，以爆破战术毁灭了敌军碉堡;继又前往第三军分区临县，在紧靠三交敌据点的地方，观察民兵大摆地雷阵，对敌碉堡进行爆炸封锁的情景。他们在晋绥解放区访问一个多月，深为人民群众和抗日军队间的团结挚情所感动，称颂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他们根据亲身体验撰写的文章著作，雄辩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向全世界报道了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成就。爱泼斯坦也在所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记述了晋绥前线军民在“挤”敌人的方针中，奋起围困敌人的战斗：“对付‘蟒蛇收缩’堡垒封锁行动，民兵也相出了办法。他们在敌碉堡周围布置了巡逻队和地雷，让正规军脱身干别的任务。他们为了最后进攻干得相当精心细致，先潜入敌军小型碉堡，然后一举制服他们的要塞。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战略问题，我在晋西北见到过民兵们一枪未发就抓到了一群日军。日军碉堡被民兵长时期包围着，突然有一天，民兵全部撤走了，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见人影。日军起初还很警惕，后来渐渐地麻痹大意起来，甚至外出散步。终于有一天他们都到山边来野餐了，他们把枪架起来，大吃大喝，又休息。散步在周围的民兵穿着农民的衣服在地里劳动，等待着这千载难逢的时刻。他们突然向敌军猛扑过去，捆住他们，把他们连人带枪全部交到了附近的正规军哨所。”

　　外国记者在兴县参观的时候，爱泼斯坦单独访问过林枫。在回答问题时，林枫首先谈到对敌作战的情况。他说：“第一是对敌作战，这总是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党在敌后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生产、学习，唤起民众，政治机构——一切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具体方法，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口号是：‘把敌人挤出去!’为此目标，军事、政治、经济和群众工作被结合在一起。例如，如果我们能用大炮轰击敌人的据点，它们会全部被消灭掉。但是我们没有大炮，所以我们采用了政治攻势。我们给敌人制造生活上的困难。敌人据点内外地区的群众一起努力把他们驱逐出去——使他们难以找到东西吃，无法御寒，等等。作战——主要的办法是游击战，副参谋长已给介绍过了。最近两年我们收复的太多数据点，都是通过这些办法，而前提是依靠群众。”

　　谈到生产的时候，林枫着重讲到武力与劳力结合的问题。他说：“军队在战斗中带头，这是我们党说服人民依靠并引导他们这样做。敌后的全部组织形式可以包含在最广泛意义的‘变工’这个词里——不仅是老百姓的变工，还有军民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是互惠的。的确，除非老百姓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支持这场战争，他们就不会也无法打下去。他们要不坚持战斗，就无法改善生活。我们的任务是从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中，把这个原则提高到成为自觉理解的信念，再由信念变为现实的组织结构。”

　　林枫解释说：“单是爱国主义也许能激励人心，但是生产成就可能提高自信心和热情。我们是从生产开始组织人民，也是从生产开始武装人民的。随着生产的合理化，民兵壮大了;随着生产的改善，军民关系改善了。新形式的生产组织越普遍，直接参加抗战的就越普遍。

　　“今天，我们即将到达全民武装的组织的阶段。在开始的时候，军队作战，老百姓生产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为抗战必须生产。变工队和民兵成了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我们从自愿的农民和商品生产合作组织开始，发展成自愿的军事工业合作社，大量制造简单的武器供人民自己使用。”

　　爱泼斯坦说：“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同志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谈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去显得疲倦，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

　　林枫工作踏实，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作风，和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分管晋绥工作的任弼时的赞扬。他胜不骄，败不馁，工作顺利的时候更加谦虚谨慎;在工作出现偏差的时候，总是认真分析、研究解决办法，并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和下级。对四项动员工作中出现的过“左”的错误如此，对晋西北根据地重建时期忽视发动群众工作的偏差也是这样。每逢政策执行中发生了问题，对于涉及的有关干部，他不是简单地教训人，而是耐心地启发诱导，既纠正了偏差，又提高了干部的思想认识。林枫常说，一个领导干部，要能识别干部，要有海量;对有缺点的人，要耐心帮助;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许多同志长期与他共事，从未见他对谁发过脾气，疾言厉色地责备过哪个干部。他对别人也有批评，有时还非常严格，但总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善于运用婉转的语气和方式耐心诱导。他说，批评人要注意时间、地点、条件，要注意方式，实事求是地考虑对方可能接受的程度，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凡是经过他帮助或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到他敦厚可亲，心悦诚服。他对干部总是诚恳亲切，关怀备至。谈工作时，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讲话，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充分肯定正确的意见，并善于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更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同志，无不为他那忠厚长者的风度所感动。

　　从1942年初至1943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晋绥边区全党进行了整顿三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学习在1942年6月间普遍开始，1943年初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这次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工作作风有所改进，也增强了内部团结。但是，1943年秋冬开展得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学习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7月15日在延安所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而延安的抢救运动往往直接牵连到晋绥边区的干部。受其影响，抢救运动中出现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搞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林枫和晋绥分局一经发现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个别单位发生了异常严重的事件，就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抢救，转入甄别工作阶段，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抢救运动虽只进行了两个来月，可是伤害的人很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这是十分深刻的教训。林枫从不讳疾忌医，而且勇于改正错误。对于晋绥边区反特扩大化，他也承担了主要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深得同志们的感佩。

　　1944年1月，林枫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他在延安住了半年多，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和他同兴的吕正操说：“1944年11月上旬，我与林枫同志离开晋西北，同到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一路太平景象，沿途看到陕北农家安居乐业。我和林枫同志有时并辔而行，心旷神怡;秉烛夜谈，亲如兄弟。经过葭县、清涧、米脂、绥德，虽然多是断岩河边小路，或者峡谷坡道，但行止食宿，均感到从未有过的悠闲舒畅。到延安后就住在贺龙同志的联防司令部，我和林枫同志又同住隔壁。他领我会见毛主席和当时在延安的所有中央领导同志，还向我介绍了延安各方面的情况。这期间，林枫同志向我叙述了党内斗争的历史，同时谈及一些领导人的情况和思想作风。从此后的历史实践证明，他对人的看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使我深受教益。在延安的东北同志开过几次座谈会，包括抗联的李延禄，还有刘澜波等同志都参加了，商谈准备打回东北去的问题。在此期间，主要是学习《六大以来》等历史文件，讨论两条线等党史上的问题，在学习《六大以来》这些文件的时候，林枫同志联系党的历史和有些知名的人物的发展变化，在如何看待个人功劳，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这类有关党性锻炼的问题上，曾经讲到许多非常中肯的话，强调共产党员思想入党的重要性，多次指出共产党员要有海量，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作为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不应当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在这方面，他的党校堪称模范······他在那时讲过许多话，对我启发很大，从中得益匪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经过这段时间相处，我对林枫同志逐渐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他的性格内向，工作作风细致，思考问题周密。他话语不多，但是言简意赅，发人深省。我常说他不像东北人。在人们心目中，东北人的形象是‘红胡子，白帽子’，多少有点二杆子劲儿。而他却是细致深沉，遇事多动脑筋，有见解，从不锋芒外露。”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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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六章 在晋绥解放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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