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林枫传略--第六章 在晋绥解放区(三)

发布日期:2016-08-26 14:23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把敌人挤出去!”
  对晋西北反顽斗争的胜利和抗日民主新政权的建立,日寇充满了仇恨和恐惧。1940年春天,新军和八路军刚打走了顽固派,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儿,日军便调集第26、109,第三、九混成旅团等部12000余众,从2月23日起,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根据地。经八路军、新军苦战38天,进行48次血战吗,毙敌1400余人,粉碎了敌人这次春季扫荡。敌人不服气。6月6日重又纠合20000余众,分兵19路卷土重来。我军化整为零与敌周旋,北线敌遭我跟踪追击,连续打了12个昼夜。前后历时58天,进行大小战斗251次,又将敌人夏季“扫荡”粉碎了。这年秋天,敌人准备前来扫荡的兵力还没有拼凑起来,华北各根据地我军突然在8月20日发动百团大战,痛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和“治安肃正”运动。晋西北我军英勇参战,打到10月8日,共作战316次,把同蒲路北段打得稀巴烂,攻占沿线的忻口及其车站、康家会等重要据点,一直打到太原、汾阳、大同附近,共毙伤日伪军6400余名。各地群众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踊跃地参加作战,八分区即与敌作战28次,参战群众30000多人。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开始,11月10日结束,紧接着,敌伪出动20000余人进行报复,分兵八路扫荡晋西北根据地腹心地区兴县、临县、河曲、保德诸县。我军连续作战35天,打了200多仗,又将进犯的敌人打退。在这次冬季扫荡中,敌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整个根据地变成“无人区”;他们走过的每座村庄,都留下了余烬未熄的残垣断壁,瓦砾堆中横陈这罹难者的尸体。前后35天,整个兴县经常浓烟蔽日,变成了一座火的海洋。全县有260多个村庄被毁,90000人口中有1384人被杀,有的全家都被人性泯灭的敌人斩尽杀绝。在根据地获得新生的第一年,有四个大战役还有三次小战役,根据地每个人都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每寸土地都蒙受空前的灾难。部队整年都在行军打仗,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都围绕着对敌斗争顽强奋战,无数视死如归的英雄在奋战中献出生命,用热血写出抗日战争中光辉灿烂的史篇。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也是中国抗战极端困难的年代。自1940年冬季起,日寇积极准备对英美作战,更加强调了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而将它的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竟将其在中国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侵略军,压在就解放区战场。在华北,敌人妄图摧毁各抗日根据地而进行的连续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失败后,从1941年3月,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所谓“总力战”,梦想以此手段来达到它几年来以单纯进攻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它在占领区内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在伪蒙疆地区则称作“施政跃进”运动),对我边防去实行“蚕食”政策,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企图从点线的占领,逐步扩大到面的占领,以达到所谓“确保华北”的目的。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子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同时为了分割各解放区,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又在各解放区周围大筑公路网、碉堡群,沿着铁路线和河流两侧,大挖封锁沟,大修封锁墙。1942年10月,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碉堡已经建成者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
  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晋绥 抗日根据地饱受敌人的窜扰摧残,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1941年春天起,日军对根据地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政策和军事扫荡三者相结合的进攻。敌人以血腥屠杀和严密管制镇压群众的抗日运动队根据地大小扫荡30余次,累积历时400天,根据地上空几乎终年笼罩在硝烟战火中。1941年9月,敌在崞县刘庄村屠杀204人,烧毁全村;同年岚县敌血洗草子寨,屠杀全村;五寨县三岔镇敌还在周围地区制造“无人区”,到处烧杀抢掠。边区军民奋起抗击,虽曾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但因敌强我弱,一时我曾陷于被动。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局面极为严重。
  1942年春季,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展开整风运动。2月间,林枫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和贺龙等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林枫回忆说:“毛主席做整风报告的第二天我们到延安的,开头是学习22个文件,我同弼时同志一个小组。”他在延安将近半年。5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统一两个地区的作战行动与建军工作,以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在关向应休养期间,由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同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免去林枫的联防军副政委职务。9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林枫为120师晋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同时,为了统一陕甘宁晋绥两个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于6月8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贺龙分任正副主任,林枫任委员。这时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地区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提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起初,中央要林枫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请关向应作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实际工作由他做,让关向应在延安养病。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区党委。该分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蒙工委三个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向应在病假中由林枫代理书记。
  林枫在延安期间,曾向中央汇报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和其他情况。党中央、毛泽东对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正处在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了,部队与敌人正面搞不行。毛泽东告诉林枫说,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毛泽东说,当前晋西北的任务,就是“把敌人挤出去!”林枫回到兴县,和晋绥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地区的情况后,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
  林枫于8月下旬回到兴县,按照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晋绥分局。同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把敌人挤出去!”他首先同分局、军区负责同志研讨了毛泽东根据晋绥敌我斗争形势提出的这一方针。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并坚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晋绥分局决定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林枫特别称赞晋绥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时做出的贡献。他说:“从延安回来我一传达,大家都很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佩服周士第同志。当时他在彩林养病,听传达后和我住在一起,在‘挤’字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他琢磨‘挤’,不是‘打’,考虑如何‘挤’?他从‘挤’字想了很多问题,后来一些大据点都被我们挤掉了。”
  林枫回到晋西北后,深入地了解了当前对敌斗争的现状,又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高干会正准备召开的时候,收到毛泽东于10月31日给他的复电:“晋西北只有人口70万至100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再缩小,前途甚坏。”
  11月4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开始,林枫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认真贯彻“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重要指示。围绕着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与会者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不提吧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的人为了深刻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经过仔细的琢磨,有人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是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有的说:“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有人说:“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是要充分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直认为,根据当前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党政军民一齐动员,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配合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地盘。这种全面的对敌斗争,是晋绥根据地全体军民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
  会议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把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作为1943年的三大任务。这时,晋绥分局召回了在绥远大青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白如冰、姚喆等,一起总结和部署了绥远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以高克林为区党委书记),支援大青山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
  在高干会进行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路过兴县。林枫请刘少奇到会讲话,先后在会上作了《关于群众运动问题》和《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报告。对于晋绥边区的群众工作作了全面的指示;在游击区,主要是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民兵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扫荡和蚕食;在敌占区,主要是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在内地区,主要是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刘少奇的精辟讲话,使广大干部明确了群众的运动方向。
  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指示,以及高干会的决议。于12月5日发出了《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去挤敌人。
  在“把敌人挤出去”这一次深入人心的召唤之下,“挤”敌人的斗争立即如火如荼地展开。1943年最初3个月,我军部队对敌大小战斗387次,民兵作战222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敌据点活动范围,由三四十里缩小到五里以内。“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边军军民对战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挤”敌人的主要方法是由大批文武兼备的人才组成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晋绥分局决定在已有的武工队的基础上,再由主力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加以扩大。武工队数目,1943年增加到33个队,其后又增至45个队。武工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深入到“敌后之敌后”去的轻骑队,挺进到敌人心腹中去开展工作。他们到一地区就发动群众斗争,发展秘密民兵,孤立敌伪,进行围困,最后领导民兵配合正规部队把围困下的据点拔掉。
  挤掉任何一个据点,都须经过反复艰巨的斗争过程。在敌伪统治力较强的地区,开展工作尤其不易。如离石武工队,钻进离石东部越有40个村庄、5000多人口的敌占区工作。开始只有五个人,只能秘密地分散活动。区委书记兼武工队队长阎志诚,1942年只身来到这个地区开拓工作时,携带的武器只有几颗手榴弹和一把放羊的铲子。他最初在野外与羊群一起生活,避开敌人便宜特务的追踪巡逻;利用敌军日夜巡逻交替的短促间隙,进村了解敌伪内情的工作。以后逐渐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些抗日的“关系”,白天隐藏在山沟窑洞里,夜间进村和“关系”接头。有时住在村内同志或亲戚家里,一夜也好调换几个地方,从这家移到别家时,悄悄地进去,连睡在炕上的老乡也不惊动。他头顶着门睡觉,便于谛听屋内外的动静,免遭坏人的暗算,艰苦而紧张的生活使他病倒了,他带病钻在水洞里度过了两个多月。他还亲自编写争取伪军的传单,苦心思索开辟工作的办法。其后依靠广大群众,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他以果敢坚决的手段,铲除了群众最痛恨的大汉奸,在乡村里肃清了敌伪的特务爪牙,进而夺取敌人的武装打击敌人,发展了抗日力量,转变了整个离石东部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这个地区当时根本没有抗日部队活动,武工队的一切工作,都是隐蔽在群众中间进行合法斗争。他们首先掌握了伪政权组织。这里共有敌人13个“编村”(由几个村编组成的行政村),政权原先掌握在日军手里,伪村长多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武工队利用敌人欺骗人民提出的“提倡廉洁”、“反对贪污”等口号,发动群众改选村政权,很快便掌握了是个伪村庄。经过这样改造的村子,开头每村有一个伪村长,另有一个秘密的抗日村庄,对敌伪的一切摊派不归我们掌握。1942年7月以后,武工队实行了统一领导,公开说是13个伪村长(其中有八名是我们的人),暗中则由四个抗日村庄分别领导。一切行政工作,都由抗日村庄执行。就是这样。武工队逐渐地打开了局面。他们又进一步发动群众,打退汉奸伪军的敲诈掠夺,正确执行抗日政府法令,减轻人民负担。工作先由一个村做起,逐渐开展到几十个村庄,逐渐把敌人挤进碉堡里不敢出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当我军大攻势到来时,三天之内就拔掉三个敌伪据点,将400余名伪军全部瓦解。
  敌占区工作的开展,都是由反维持开始的,在“挤”敌人的过程中,基本方针是巩固已得的地区,不动声色地继续往前挤。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有秘密到公开,由合法到非法。根据第八军分区的经验,一般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工队进入阵地,工作方式是秘密的,口号式“维持敌人,大家受穷”,“给敌维持,大家苦死”。这时的工作,主要是调查了解敌伪的活动规律和群众思想情绪,对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算账教育,指出敌人的苛捐杂税,“维持分子”的贪污腐化,造成了敌占区人民的穷困痛苦,启发群众站起来与“维持分子”作斗争,第二阶段的口号是“减少维持,减少负担”,“谁愿意维持,叫谁出钱”,打乱维持敌人的秩序,对敌人勒索的税捐粮款,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进行消极抵制;同时组织群众制止汉奸公开活动。第三阶段是最紧张的一幕,口号是:“停止维持,减轻负担”,“谁发动维持,谁是汉奸”。公开地打起抗日旗帜,彻底打垮维持,与敌人一刀两断,摧毁敌人一切反动组织,建立农民救国会的基层晓组织;彻底实行空室清野,以防敌人的窜扰破坏,不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报复打击。
  把据点周围村庄的维持打垮:割断敌人与各村的联系,再加上群众在反维持斗争中的觉醒和民兵的建立,就使敌人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这时武工队便进一步向前推进,组织民兵和群众围困据点,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断绝敌人的供给。敌伪军和汉奸特务分子整天钻在碉堡里不敢出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那时敌占区流行一首歌谣,讽刺敌人所处的窘境,短短几句,说得毕肖:“远看像一座坟,近看有窗有门,里面听到鬼说话,推开门看是日本人。”
  处于太原外围平川地区和边山的第八军分区,所辖包括太原、汾阳、文水、交城、榆太、交西清源、祁北八个县,这里敌情严重,战斗频繁,是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特别紧张、特别艰苦的地区之一。八分区周围有日伪军6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我军只有正规部队。县游击大队各1200余人,而且枪支破旧,弹药缺乏。日军横行无忌,我军指挥机关走到哪里,敌人跟到那里,以至我八分区司令部在2月16日遭敌袭击时,分区副司令员刘德明壮烈牺牲,造成严重损失。
  林枫十分重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经常考虑那里敌情的变化,研究对策。这年11月间,林枫主持晋绥分局专门研究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并经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加强和调整了八分区的领导机构,实行党政军民的一元化领导,任命晋绥分局委员罗贵波为中共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2月,八地委在交城县关头村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对敌斗争。1943年2月至7月,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挤”掉伸进交城西部山区的岔口、芝兰两个敌据点,打开山区对敌斗争的局面。
  围困岔口、芝兰据点的部署是:一、军事上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逼近敌人,相机行动,小股敌人出来,就集中优势兵力,坚决歼灭;大股敌人出来,就一面用麻雀战与敌周旋,一面在运动中歼灭和打击敌人。三个月对敌作战100多次,歼敌伪军360多人,逼得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外出。二、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反维持斗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摧毁了敌人在山区241个村的维持会,搞掉了敌人在中西川和东西葫芦川建立的100多人的特务网,挖掉了敌人的耳目。三、迁移据点附近的居民,困死敌人。经过充分准备,在2月25日这一天,岔口、芝兰据点周围维持会的人员也相继逃出。四、把平川的对敌斗争和对边山据点的围困活动结合起来,把敌人的后方变为前线,使平川敌人无法援助山区的据点。
  八分区司令部从主力部队调抽兵力,组成若干小分队,挺进晋中平川,配合地方党政干部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锄奸反特、反“治安强化”,并相机打击敌人。平川对敌斗争的开展,在敌腹心扎一刀,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配合了山区的对敌斗争。参加围困岔口、芝兰的武工队的民兵,或进据点袭敌、或在边山监视敌人,使敌人的每一行动都会遇到子弹的飞射。敌人全部缩进“乌龟壳”内,无吃无喝,大小便也无自由,终日困居碉堡,如同囚笼里的困兽,7月22日,岔口敌人炸毁碉堡,翻山越岭,逃到芝兰,会同芝兰的敌人狼狈逃出山区。“挤”走岔口、芝兰敌人后,八分区军民又相继“挤”掉了草庄头、榆林山等敌据点,打开了八分区的对敌斗争局面,解放了山区腹地的三分之二,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晋中平川。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后,贺龙常驻延安,120师主力开往陕甘宁边区。1943年8月,吕正操带领冀中三纵队到晋西北,带来了冀中军民对敌进行地道战、地雷战的经验,大力开展爆炸运动,对敌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这时中共晋绥分局召开边区群众工作会议,林枫主持研究了这一阶段“挤”走敌人的典型经验,提出普遍开展爆炸运动。边区各地兴起爆炸热潮,形成“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局面,此后围困战中增添了威力巨大的武器——地雷,把围困和“挤”敌人的斗争大大地推进一步。
  1943年,晋绥边区对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全年挤掉敌人58个据点,收复1000多个村庄,粉碎敌人大小13次扫荡,敌人一切“反挤”的幻想均归破灭。根据地军民全面“挤”敌人的斗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刚毅勇敢的抗日军民,把每一寸土地都改造成绞杀敌寇的陷阱,将每一角山岩都变成一座坚强的堡垒。
  林枫对“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经验,不断地进行分析总结,以后联系发动群众工作,他说:“挤”敌人的斗争,当群众未发动时,我们到处是空子;当群众发动起来,到处是封锁线,到处是耳目。武工队没有什么神秘,就是带上武器做群众工作。抗战初期也叫工作团,进行扩兵筹款;武工队就不用扩兵筹款。“挤”敌人,一种是正面挤,一种是钻到敌后挤。敌占区群众开始不了解,可能不欢迎,后见武工队在山头上坚决打击敌人、汉奸、伪军,备历艰险,群众就请他们下来了。他们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老百姓办几件好事,群众感到不错,慢慢就与群众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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