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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六章 在晋绥解放区(二)

发布日期:2016-08-26 14:23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愿对民主政治贡献全力
  新军和八路军赶走顽军后解放的晋西北,是一块地瘠民贫的土地。这个地区的幅员比较广阔,大部分处于高寒山地,物资匮乏,十年九旱;又经阎锡山长期的反动统治,对人民敲骨吸髓的盘剥,劳苦大众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受尽煎熬;而从抗战爆发发送到1940年的四大战役,又使晋西北人民备历战争浩劫,全区遭到日寇的残酷破坏,农工商业陷入空前的灾难。1940年战前的1937年相较,“在农业方面,人的劳动力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牛减少十分之六、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羊减少十分之六,猪减少十分之八以上,土地荒芜了,耕地面积仅是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山地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有战前的百分之三。在工业方面,临县民间纺织业原有改良机200多架、土机2000多架完全停顿。洋布占人口货总百分之六十。”这样的情况不但不难以支持敌后长期的抗战,眼下几万抗日军队个党政人员的衣食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1940年2月26日,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建议,经中央晋西区党委决定,由晋西北行署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四项动员,以便克服困难,保障抗日军队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争需要。各级政府和团体都集中力量开展这项工作,部队也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团,分往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扩兵工作。经过深入的宣传动员,大多数地区很快形成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的热潮。经过不长的时间,全区共计献金181万元,参军者15000多人,动员军鞋12万双,缴纳救国公粮万石,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但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因部分干部“左”倾蛮干思想作祟,发生了不少违反政策的过左行为。当时献金、献粮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地主、富农之家。有些开明士绅像牛友兰、刘少白、王作相等,在四项运动中表现积极,自主捐献初大量资财。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富户,不愿意献粮献款。结果在四项动员中出现了强迫命令,挖掘富户地窖的现象,并且严重地伤害了中农。由于这些过左错误的影响,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跑到敌占区去了。
  这个时期,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各地执行政策中还在其他地方出现不少严重错误。有的干部在反顽斗争中错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投降日寇,敌后统一战线的范围已经缩小,内战可能延长扩大,因此曾经有过没收叛逆财产的决定;有些干部、群众,因为久受反动政权和特务的压迫摧残,出于就旧势力的义愤,一度发生过在根据地内乱抓人、乱戴汉奸帽子的现象;有些地方把顽固派中的动摇分子当作坚决反共分子,把中间势力当作顽固势力,甚至错误地说“无地主不顽固,无顽固不汉奸”。结果无端地侵犯了某些地主的财权和人权;有的地方没收了商店和行商的货物,导致侵犯了中小地主及开幕士绅的基本利益;有的地方,农民在减租减息后不交租交息,把清理债务变成废除债务。晋西北行署颁布的第一个征粮条例,由于起征点过高,又有没规定最高征收率,致使全区普遍发生过无限度地征发地主、富农粮食的倾向。由于这些违背党的政策的现象,就把中间势力以及暂时还能跟我们走的人也吓跑了。根据地阶级关系也曾一度趋于紧张,使刚刚巩固起来的统一战线局面遭到削弱,在经济上导致工商业关门,借贷停滞,造成根据地严重的困难局面。
  林枫和晋西区党委及时发现了工作中的这些偏向,在5月中旬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根据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和政权工作的指示,检查与总结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成绩,纠正了“左”的偏向。会后还组成了军政民联合考察团,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检查、纠偏;召开士绅座谈会,对受害者进行了经济赔偿。
  6月8日,中共中央对晋西北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和思想动员都获得成绩,但工作中有很大缺点:政策过左,未执行中央关于政权工作的指示,财政经济问题还很严重,晋西北上华北与西北联合的桥梁,地位非常重要,中心任务是建立巩固的模范根据地,与敌人的扫荡作斗争,长期坚持我们的阵地。凡妨碍长期坚持斗争的做法,都应当避免,一切要照顾到长期坚持这个基本点。现在的许多过左办法及不适当的计划,如不改正是很危险的,是不能长期支持的。在军事方面,军队应积极向东北活动,缩小敌人占领区,直逼同蒲路、平绥路和汾离公路(但不越过路南,,对阎锡山的政策是划疆而治),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决不使敌人占上风 ;维持与组织对晋察冀、晋东南的交通线是重要战略任务,绝不应轻视;估计晋西北人力物力与现在部队数量已达到饱和点;必须用各种办法建立地方武装,要做到接近敌人的县、区有独立营,区有游击连,否则长期坚持斗争是很困难的,政权应当是各阶级各党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减少党员成分到三分之一。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生死问题,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指示还指出:必须向榆林、五原、伊盟、晋西南、秋林及各有关方面友军友党进行广泛的联络工作,勿使自己陷于孤立。
  8月19日,毛泽东又在给贺龙、关向应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晋西北新旧斗争后,由于未能妥善实施政策,地主一部分逃跑,民众亦动摇不定。要巩固民心,落实中央七七宣言;军队要停止扩大,集中改编,提高质量;新军与八路军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要求不要过严;要加强对干部进行策略教育,使之真正懂得党的政策与掌握政策。
  中共晋西区党委认真地研究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两次重要指示,联系晋西北的具体情况,引导全党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这年9月11日,林枫在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政会议开幕时致词中说:“在‘四项动员’工作中,能有很大的收获,主要功劳也在政权。虽然有错误与缺点,但‘四项动员’工作却帮助我们支持建设了晋西北根据地。”同时他也指出,在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与错误是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反了统一战线,作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但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同抗日,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这是很大的缺点。”1941年8月,林枫在第三次行政会议上讲话谈到四项动员时又说:“这一工作是在‘左’错误下进行的,因之我们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这一工作的进行,对建立根据地的意义上,是有它的作用的,这是不可能否认的。”
  从此以前,1941年1月27日,林枫曾和贺龙、关向应、赵林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报告,主要内容是:晋西北1940年下半年关于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关于政权中“三三制”执行情况及村选问题;关于财政经济建设;关于敌占区工作等,以及1941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晋西北的工作经验,并向各地党委指出:晋西北区“根据去年12月中央关于策略指示检查部署工作,在其报告中有很多经验,特摘转各地以供参考。”晋西北再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期间,争取回到根据地来的逃亡富户364户,还争取过来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干部威信有所提高。“三三制”政权,从行署到村级总的百分比为:党员占33.2%,进步分子占22.2%,中间分子占40.2%,落后分子占4.25%。财政工作和敌占区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
  以后,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晋绥问题座谈会”上,林枫发言回顾晋绥历史,谈到四项动员的时候说:“四项动员从当时战役部署上看是需要的。从政治情况看,又是不对的。当时执行当中出了很多毛病,是‘左’的,整个偏‘左’,又用到四项动员中,更加发展了。对不对?很难讲,看怎样讲。5月高干会纠正错误是对的,好多问题如没收入低、没收财产,这是‘左’的,应当纠正。如不纠正,对根据地的建设、团结、统一战线是有害的。已没收的退还,是应该的。但在纠正‘左’的错误中有毛病,主要是教育不够,过多地打击了干部。这在检查工作中是应该检查的,是严重的经验教训。当时是雷厉风行的,自上而下,多是组织上的处理,思想教育上差。这是说,转弯抹角应采取教育办法,纠正‘左’的错误,主要由区党委负责。”
  “万丈高楼从地起,政权基础在于村。”林枫领导晋西区党委积极执行党中央的指示,从村选开始对政权的改造工作。1940年举行的第一次行政会会议,就确定了村长、区长民选的原则;第二次行政会议通过《晋西北村选暂行条例》与《村选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因受战争的影响,1941年3月至5月,村选才得以在边区各地普遍地进行。动员村选的工作做得比较深入,选民踊跃参加,表现出高度的热情。有些敌占区的公民,如宁武县敌据点宁化堡附近各村选民,也偷偷地跑到抗日村公所登记,参加选举。据兴县等14个县44行政村(相当于乡)的统计,参加选举的公民,男占73.3%,女占70.8%。而据兴县35个行政村的统计,参加选举的公民占87.3%,个别村庄达到97%以上。在村选中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的政策,加强了各抗日阶层人民的团结。晋西北村选的情况。正像林枫讲得那样:“自从根据地新的民主政权建立以来,即着手筹备村选工作,确定了村选权的民意机关(公民大会或代表会)与执行机关(村公所)为统一体。村主席和代表(村长与各会长)都要经过直接的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选举,清除了封建残余的闾邻制,实行代表制。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努力,全晋西北都进行了村选,打下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的基础。”
  林枫在第三次行政会议讲话中,代表中共晋西区党委提出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建议。他说:“我代表晋西共产党区党委提议:为了团结各阶层,为了团结所有抗日的力量,为了晋西北民主政权更加健全,民主运动更加扩大,有如下之提议:由晋西北各抗日力量,各抗日阶层,各抗日武装部队,于明年初以前成立代表各阶层的临时参议会。(一)这个会议的组织是‘三三制’的,共产党参加竞选,并希望国民党及其抗日党派也参加竞选。(二)这个会议是一个有权力的参议会,是晋西北的真正民意机关,它是觉得晋西北一切政策法令并选举政府人员的机关。(三)这个提议,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决定,并组织筹备会,一直至参议会的成立。”
  这次行政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接受了林枫提出的上述建议。其后,晋西北行政公署政务会议决议:组织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以林枫(共产党员)、续范亭(国民党员)、刘少白(地方开明士绅代表)等15人为筹备委员。11月26日,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林枫出席会议被推选为筹委会常委和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老国民党员续范亭)。会议决定1942年夏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1942年春季起,在全区村选民主运动基础上,各地、各界人士就普遍开始进行参议员的选举。
  1942年5月20日,“为了更进一步贯彻‘三三制’的政策,迎接晋西北临参会的到来,为了提高政权工作的效率,更进一步巩固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西区党委发出《关于更进一步地贯彻政权工作中‘三三制’政策的指示》。当时 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过程中,遇到的比较突出的干扰是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指示》列举了关门主义的各种表现指出产生的根源“是党员干部对‘三三制’政策认识不够,——还不了解‘三三制’政权是民主政治问题,是党与群众关系问题。还不了解中国社会中,中间势力的地位及其作用,还不了解‘三三制’政权是抗日反汉奸的武器,同时是反顽反倒退的武器。”《指示》还从组织上保证‘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提出各项具体措施。
  这年5月,晋西区党委建议、行署出面组织了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以便进一步团结开明士绅,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在根据地建设中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参观团由16为士绅组成,牛友兰任团长,武润生、刘少白任副团长。参观团在延安参加访问两个来月。他们到达延安时,林枫已先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他和正在延安的贺龙、续范亭、关向应曾在枣园设宴为代表团洗尘,又奉中央的委托陪同王若飞(代表中央)、杨尚昆(代表北方局)到延安交际处与诸士绅座谈。毛泽东也设宴招待士绅参观团。7月9日,毛泽东又在交际处接见诸士绅,同他们亲切畅谈长达五小时之久;士绅们还同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开明地主李鼎铭座谈,留下深刻印象。7月13日,林枫与贺龙又在延安交际处设宴送别士绅参观团。林枫举杯祝酒时,真挚地希望诸士绅在了解共产党之后,能够:(一)全面地看问题。共产党是照顾全局、照顾各阶层群众利益的,地方人士更应该爱护军队,了解军队的艰苦。(二)要现实地想问题。不要幻想晋西北会马上搞好。搞好晋西北建设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特别希望把延安看到的宝贵东西,带给晋西北所有士绅。7月20日,士绅参观团满载着陕甘宁边区人民对前线军民的深情厚谊,离开延安踏上归途的时候,对共产党怀有无限的钦敬、感激之情,对抗战充满了坚强的信念。
  1942年春季,在全区村选民主运动的基础上,各地各界就普遍开始进行参议员的选举:一律用无记名投票;视选民的集中或分散,分别采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敌占区无法选举的。选举情况热烈,各阶层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发表竞选讲话,宣布各自的竞选主张,为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出谋献策。这是晋西北地区在抗战中政治和民主空气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反映了人民群众走向政治舞台的欢欣景象,也显示了我党统战政策和“三三制”的巨大威力。通过热烈的竞选,共选出了145位参议员。妇女界选出了十位参议员;抗日军队选出贺龙等九人为参议员;许多游击区和敌占区人民,也都躲过敌伪的监视来投票。宁武的选举代表大会,是在距离敌据点八里的地方举行的,那一天管涔山麓秋风萧萧,秋雨蒙蒙,武装战士荷枪警戒于山岗,人民代表则安然聚议,顺利地完成了选举。忻县敌占区一位年过60的老先生,越过敌人封锁线赴会,在他当选参议员时致词说:“我今天看见大家心心相印,开诚布公,共同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实在感动。我I身在敌占区,心在根据地,愿我残生之力,来赞助抗日政府。”这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代表。
  参议员选举工作中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凡是在选举中发现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地方,共产党员都自动退出选举,把当选的机会让给党外人士。在选举出来的145名参议员中,从党派成分看,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以及无党无派人士;从出身阶层上看,有地主、农民,有工人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包括了各界人士“抗日军人、医生、自由职业者、学生、商人等;从民族上看,汉族以外,还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
  林枫贯彻“三三制”的态度是坚决的。党内在酝酿参议员候选人的过程中,有人对把牛友兰作为参议员候选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林枫按照党的要求,以理说服和教育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牛友兰是兴县有名的地主、开明绅士。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回乡后致力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九运动,他冒着风险支持兴县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还曾将进步学生送往太原深造。他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是曾剥削过农民的;1936年红军东渡打到兴县时,他因对红军不了解,曾偷渡黄河到陕西省神木县去躲避过。抗战军兴,兴县开明绅士刘少白(当时已是秘密共产党员)为支持抗战创办“兴县农业银行”时,他捐赠银洋23000元、粮食120石;他是兴县第一个大商号“复庆永”商号的大股东之一,曾经说服商号股东,将商号所有货物拿出一半(主要是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晋西事变前夕,阎锡山停发兴县牺盟分会经费,他在气愤之余,每月捐赠银元100元,支持牺盟会的工作;“四项动员”时主动献出银元8000元、献粮125石,并再次说服“复庆永”的股东们,将库存的布匹、棉花献给抗日部队,装备了决死纵队18团一整个团的服装。晋西北行署成立后,牛友兰还将自己为抗日而亲手创立的兴县纺织厂奉献给政府(他自己又受政府委托主持这个纺织厂的工作);还将坐落在蔡家崖的一座宽敞庭院奉献出来,成为晋西军区司令部大院。这次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从延安归来后,他曾到处宣传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抗战日报》发表文章赞扬延安的革命盛事。他因自己积极致力于团结抗日的行动,先后多次受到贺龙、关向应、续范亭的接见和鼓励······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林枫认真分析了牛友兰的抗日态度和政治表现,指出他为支持抗战,将大量钱财和粮食捐献给抗日政府和八路军,这些都是拥护抗日,拥护八路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行为,是思想进步的表现,说明他是我们在抗战中应该团结的开明人士。。经过分析和研究,原来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有了新的认识,牛友兰遂当选为参议员。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0月24日在黄河西岸神府县境的胡家庄开幕。林枫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时候,曾经讲到共产党人执行“三三制”的决心,并且代表中共晋绥分局当众宣布了共产党参议员的名单。他在讲话中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向与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参议员提出以下的希望:与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参议员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和所有的非党人士,所有的非共产党参议员们诚心诚意的合作。共产党不应该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要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即有不同的意见应该解释说明。为了抗战,共产党必须与非党人士党外各阶层合作,任何把持包办,对中华民族都是不利的。为此我们要反对关门主义。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对晋西北完全适用。晋西北的共产党员在临参会的选举运动中,彻底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三制’政策。今天开会,我特宣布我们共产党参议员的数目和名单,以示我们实行‘三三制’的真诚。临参会正式参议员145人,在选举时共产党员当选了49人,超过三分之一者不到一个人,我们便退出了两个人,现在只有47个共产党参议员,不到三分之一(宣读名单)。共产党和党外人士要诚心诚意地合作,同时希望党外人士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因为合作是双方的。我想这种合作绝没有问题,共产党没有问题,非党人士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会本着民主精神做到团结,这个会一定能有最大的成功。这成功,有关于晋西北抗战,有关于全中国抗战,也有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有希望参议员先生们要重视自己的责任。”
  当林枫讲了这段话,代表党在大会上宣布名单的时候,这种坦白诚恳、大公无私的态度,使到会的党外人士十分感动。一位来自右玉县的参议员(国民党员)说:“当临参会选举议员时,各地参议员有选出较多共产党的,即自行退出,让非党与友党人士递补。此次大会参议员中,共产党席位亦符合‘三三制’原则,实使人敬佩。我曾对共产党所说与党外人士合作有过怀疑,如今已完全消失了。”忻县参议员赵贵庵登台讲话说:“自己来自敌占区,目睹敌人烧杀抢掠,今日见到民主选出的政府,人民亲自献花,内心悲喜交加,不禁泪洒胸前!愿大家坚定团结,将敌人打出去,拯救敌占区人民使之重见天日。”
  林枫代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向大会提出一个贯穿着团结抗战精神的《关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纲领共14项,其主要点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贯彻“三三制” ;保障抗日人民之人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改进司法机构,实行陪审制度;彻底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交租交息;提高生产;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税收制度;推行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团结少数民族、尊重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等。
  11月2日,林枫在大会上对此纲领加以说明时,也着重阐述了“三三制”的问题。他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在我们党内及党外人士间,还有了解不够或者了解不正确的。有些党内的人说,实行‘三三制’是为了应付党外人士;也有些非党内人士说,实行‘三三制’是骗人的;还有人说,实行‘三三制’是共产党没办法了。这些想发都是不对的。共产党实行‘三三制’,不是为了共产党而是为了中华民族。为了打败日本鬼子,为了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如果不实行‘三三制’,没有办法的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中华民族。所以,我们党员如果认为实行‘三三制’是应付党外人士的话,是一种宗派主义思想,党外人士认为是骗人的话,也是一种宗派这主意思想。这种宗派主义,我们大家都是应肃清它,现在,不管共产党员也好,无产阶级也不是多数。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两头晓中间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是最好的办法。”还说:“在‘三三制’的具体执行当中,不是一个法律条文。而政府与议会里,不是机械地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不好,可以一个都不选,如果超过了就要退出去。”
  这次临参会选举产生的常驻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都贯彻执行了“三三制”,体现了真诚的团结。主持大会的主席团的19人中,共产党员只有三人;在临参会常驻委员会的九人中,共产党员三人;在晋西北行政委员会的21人中,共产党员占七人。这些机构中三分之二的人员,则是国民党员和无党无派人士。晋绥边区的最高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这表示共产党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共同建国,对自己政策的最大忠诚,并用了一切力量保证其实现。这也表明了林枫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态度。他从新政权成立之始就致力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终于领导区党委——分局排除党内外各种障碍而取得如此巨大的效果。因为共产党的这种诚心诚意的态度,在这次大会的进程中,更加增进了党与非党进一步的互相谅解,坚强团结,同时也增进了各阶层的互相谅解和团结。
  这个时期,在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中,都贯彻了“三三制”原则。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时有一份调查报告写道:(一)原来政权中的中间分子,工作积极起来了,并且还引进了大批中间分子参加政权工作;(二)有些县吸收士绅参加财政经济建设工作,有钱人开始敢于向生产事业中投资了;(三)地主老财以及从前不敢讲话的人,现在敢向政府控告申诉了,他们请求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自己愿意给抗日效劳;(四)执行“三三制”消除了统一战线中 “左”的倾向,地主、资产阶级认为今天的政权他们还是有份的,消除了对立情绪而走向接近,社会秩序稳定,生产事业发展;(五)敌占区一些知名人士投奔根据地。
  10月31日,林枫在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当选为议长。11月1日,他在就职时的致词,恳挚感人。他说,对晋西北参议会工作,对晋西北300万人民,他将忠实地贡献出一切能力,“忠实到如何程度?像忠实于共产党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是与人民一致的,过去中国共产党每个党员忠实于中国人民,现在、将来永远如此。”他还当众宣称:“过去我以一个共产党员来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今后将以人民的名义。忠实地为晋西北人民工作。”
  11月5日,《抗战日报》刊登了《议长林枫同志》的生平事迹。它在介绍了林枫的简历以后写道:“他具有组织天才,五年来在山西做的都是艰难开辟工作,每一次工作都作出极好的成绩,他具有高度的原则精神,任何纠纷到他的跟前就会完全解除;他从没有和人闹过意见,他永远不被卷入纠纷之中。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又在适当的时候去解决问题。
  “他能正确地掌握中共中央的各种政策,正确执行,并使之贯彻到底!他的工作精神是‘言必行,行必果’,他办事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他解决问题能照顾全局,他说话总是‘入情入理’,‘言必有中’的。
  “他具有领导的才干,排万难,解危困的能力。1940年,晋西北曾引起很大的战后社会混乱,他刚来此地,便能够很镇静地处理这个混乱局面。他未习军事,但抗战以来,他从没有离开过战争,敌人扫荡晋西北,许多病弱的干部过河,他的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跟贺、关在一起,在河东坚持工作。······”
  林枫十分注重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经常主动地加强党同人民军队的关系。他非常尊重贺龙和关向应,经常向他们请示问题,通报党委工作,及时沟通情况,共同参与决定晋西北的重要方针和政策。他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着特别挚灼的感情,常对地方干部说,晋绥根据地的缔造、巩固和扩大,是和120师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1943年,吕正操从冀中军区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不久,林枫就陪同他到各分区去调查、了解部队和地方的工作情况。沿途林枫十分详细地向吕正操介绍了各分区的领导人和当时工作情况,并亲自安排和过问吕正操等军队领导同志的生活,使人感到体贴入微。这时中央军委任命林枫兼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对于军区的事,他主要考虑如何加强团结,军民配合,同心协力“挤敌人”。他对部队非常关心,处理军事关系、军政关系都考虑得周密细致。他对初从平原来到山区的冀中部队指战员更是体贴照顾,经常在各种场合提醒地方干部支援部队,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有时在诸如征粮、扩军等问题上,偶然在军队与地方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为了维护团结,林枫总是批评和说服地方干部,尽量地帮助部队克服困难,以确保部队的战斗力。他对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老红军、老干部也十分尊重和爱护。晋西区党委成立后,他对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党委的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更严格地要求晋西南的干部:要讲风格,团结一致,注意搞好两地干部的关系,不分你我,团结奋斗,才能把晋西北根据地建设好。关于这一点,早在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的时候,林枫本人就曾经说过:“我不仅尊重贺龙、关向应同志,还尊重所有原来晋西北的同志。两个单位合并,干部多了,应注意公道。我对原来晋西南来的同志作了大量说服工作,让他们顾大局,和晋西北的干部团结好,避免闹不团结。有的干部在敌占区工作太忙太累,需要喘口气,也需要提高,不论是晋西南北,还是原来晋西北的,都送去延安学习,学一段以后,再回来工作。”由于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使晋绥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并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林枫处理问题能从大局出发,启发大家看到大目标,认识到革命事业的整体利益。他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都是认真坚决地贯彻执行的,对中央领导同志是很尊重和拥护的。他常教育干部;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全局出发,要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晋绥根据地的存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离延安都远,只要晋绥最近。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同样贫困,中央领带机关都住在那里,他们的经济上的负担比我们还重,我们勒紧腰带也要支持中央。晋西事变一结束,他就派人把100驮的物资和银洋送往延安,把缴获的荷兰牛、美利奴羊送往延安光华农场。无论是晋绥根据地困难的日子,或是在大生产运动后逐渐达到丰衣足食的时候,林枫总是尽力以物资支援陕甘宁边区,帮助边区度过困难。
  自从我军主力部队在晋西事变中撤出晋西南地区,晋绥边区便成为延安与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惟一的交通通道。晋西北的八分区和六分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通向敌后各解放区的咽喉要道。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其《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为着保证将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及干部能够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送,所有各个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延安到各根据地应建立两条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条由原平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要求各根据地最高党组织立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建立交通据点。林枫曾长期在白区工作,富有秘密工作经验,非常重视建立秘密交通线的工作。他对根据地路径晋绥到延安的同志是异常关怀照顾的,不但经常提醒有关地区注意过往人员的安全,还常要求有关同志照顾过往人员的生活。林枫时常告诉负责安排过往人员生活的同志:我们再苦,对来自各方面的客人,也要很好的接待。当边区干部和群众吃黑豆的时候,有关人员总要想方设法给过路客人找点小米吃;自己吃小米、土豆的时候,总要找点白面给客人吃,使他们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温暖。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边区的形势不论变得如何险恶,遭遇何等严重的困难,六、八分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总能畅行无阻,宛若任何力量无法摧毁的钢铁干线。在护送过往人员工作中,护送过刘少奇、徐向前等由敌后前往延安的许多负责同志,护送过所有从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赴会的七大代表,以及成千上万的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都圆满地完成了。
  林枫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又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许生活生对他又特殊照顾。晋西北根据地重建初期,经济异常困难。1940年春天到1941年秋天,抗日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党政民干部,吃了一年半黑豆,而且每人每天只有10两(16两一斤秤)的定量,每天吃两顿黑豆饭,不够吃挖野菜补充。在这些艰苦的日子里,林枫和大家一样吃粗粮、吃黑豆。不少同志吃了黑豆睡在冷炕上,由于消化不良胀肚子;有些同志得了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当时林枫教育党委机关的干部说:革命不是为了苦,但要革命必须能吃苦。苏联革命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也苦,甚至连黑面包也吃不上,我们现在比他们那时候好多了。他还告诉机关总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吃苦在前,多为别人着想,越是困难,越是关心同志,还同他们一起研究改善吃黑豆的办法。他既从政治上团结干部,又在生活关切大家,自己艰苦朴素,以身作则,随时准备接受党和群众监督,干部在他领导之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中学,成为派出困难,克敌制胜的雄伟力量。在他带动下,晋绥地区整个党组织的作风比较踏实、深入。120师和当时许多老同志,在全国解放进城以后,还时常怀念在晋绥共同战斗的岁月,对于那时的同志关系,党政军民关系,尤其思念不已,赞不绝口。
 
 
本战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