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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五章 晋西事变的风暴(六)

发布日期:2016-08-26 14:01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富有远见的策略
  晋西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一直注视着山西事态的发展。在坚决打击旧军进攻的同时,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中共中央向阎锡山提出调停晋西事件,主张和平解决这场冲突。1939年12月6日,彭德怀为此到达秋林。彭德怀会见阎锡山的时候,直率地告诉他说:“你要依靠牺盟、决死队,才有前途;如果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势力,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阎锡山慑于彭总的凛然态度,沉默无语。彭总进而严正警告说:“你若把牺盟会、决死队搞垮了,那你跟共产党也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见到阎锡山的那些旧军官时,彭总也是这样说明厉害关系,要他们劝告阎锡山悬崖勒马。当时阎锡山执迷不悟,拒绝调停。山西旧军进攻新军的事件继续扩大,战火又向晋西北、晋东南地区蔓延。12月29日,彭德怀从晋东南18集团军总部,又以朱德和他的名义,向阎锡山发出一个电报,再次劝告阎锡山悬崖勒马。电报说:“德怀返部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用意虽在抵制上党纸币,而实现结果,土货券铁路银行纸币亦遭影响,一直暴跌,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区反动分子趁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署中之坏分子更是到处宣传,先解散牺盟会,后(驱)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诬蔑,甚至共产党人员亦有被惨杀者,其形势较16年轻前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窃思牺盟会为钧座一手创造之抗日进步团体,且始终为钧座所领导之新生力量,抗战以来对各项工作均有显著成绩,今乃任企图自私肥己之徒百般摧残,形势所趋必将演成往返报复,力量尽消,同归于尽,同根相煎,自古惩痛。钧座奈何以手植之力量,而复假手于人以摧残之,必将引起更大问题。以势力抗战之钧座之损失,亦山西人民之浩劫也。......敬祈重加考虑,以免酿成大不幸为祷。”此电语重心长。阎锡山依旧执迷不悟,继续进攻决死队、牺盟会,结果以旧军的惨败告终。
  在晋西事变武装冲突过程中,中共中央继续考虑争取在有利于我方的条件和平解决,谋求同阎讲和的可能性。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龙)关(向应)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了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当我军将阎顽军赶出晋西北后,为了促使晋西事变和平解决,争取、团结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1月25日指示,晋西北地区新军和八路军不要越过汾离公路去追击顽军,“贺关率晋西北兵力反攻晋西南,现在尚不宜行。一方面会妨碍晋西北的巩固,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抓紧时机才能把晋西北五台区化,以准备回击日寇及老阎的进攻;另一当面,反攻晋西南会使我们处于进攻者的地位。在武装磨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卫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林枫和晋西区党委坚决执行了中央这一指示。以后林枫曾说:“我们如果打,是可以打回去的。但打回去,就要和阎锡山破裂了。因为阎锡山那时候除了晋西南,一点地方也没有了,晋西北把他搞光了,晋西南要给他一点。”
  1月27日,中共中央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同日,毛泽东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打电报给正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指出应该领导山西牺盟会、新军仍然和阎锡山讲团结,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电中写道:“(甲)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雷任民、宋劭文、张文昂、韩钧及各地牺盟、民青,应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梁、杨,痛陈王、陈、孙、赵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绝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乙)此间已用肖劲光名义向阎提议调停,并指明陈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惨杀,晋东南七县八路人员被惨杀者70余人,引起八路深为不安。但八路愿意继续团结在阎的领导下抗战,如阎愿意谈判,则准备派人去谈。”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若飞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达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
  肖劲光、王若飞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肖、王在同阎锡山谈判中,向他提出和平解决山西新旧军冲突的具体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对敌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蒋介石当时曾派人与阎锡山商谈,企图将决死队和山西其他新军改编,调离山西。但未得逞;实现阎锡山公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来往。这时,阎锡山已别无出路,只得接受我党主张。他说新军仍属晋绥军一事符合他的愿望,但需报告蒋介石,“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即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共同抗日;保持与新军的经常联络。他还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坚力量,他的存在对于团结有利,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等等。2月28日,阎锡山回复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泽东先生勋鉴”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肖主任当能面悉不赘。特此布复,顺祝勋绥。阎锡山拜复。”
  当然,这次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事后肖劲光回忆:“我们到达秋林镇时,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我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我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显然是有意刁难我们。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我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说明的问题,我们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我们坚持要与阎‘长官’面谈,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我们。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这时候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艰难了。他在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时,神经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称‘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毛主席交代的那些话,都对他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通过谈判,他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在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
  3月5日,中央及军委向各地党委通报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并在电报中指出:我党对与阎锡山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谈判业已成功。”同时,中央书记处还就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宣传方针发出指示:“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重新团结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一致抗日。这胡思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由于阎长官适当解决而得到的,同时是由某方特务分子挑拨山西新旧军冲突,以消灭阎系之阴谋被揭露失败所致。各地对外照此解释。”毛泽东这天也对阎锡山宣传联络的态度问题发出电报说:“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坚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大有利益的。为达此目的,需用各种方法,使新旧两件团结一致,使新军牺盟重新受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中央已有明确指示。我这里说的是关于电报函件及宣传联络的态度问题。”继则指出:“阎的基础是王、陈、孙、赵、郭、彭、杜、傅等人与阎合作。因此,不但我们以后要骂这些人为汉奸、逆军,而且新军、牺盟也不要这样骂了。这次与阎约定双方停止政策攻击,就是新军不骂旧军为汉奸为逆军,旧军(他们自称为正规军,我们也这样称呼)也不骂新军(正式文电上应称决死队)为叛军。”又说:“今后新军牺盟至阎函电,应恢复事变前态度,不可以胜利者自居。同时并应寻找机会,与王、陈、孙、赵、郭、彭、杜、傅诸人恢复某种程度的联系,使他们不向某方分化,因某方正竭力分化他们,拆阎的台,阎感到极大威胁。”电报最后指出:“各方对外宣传,应表示对阎尊重,与旧军恢复和平。多打敌情报给阎、卫、程、蒋,多打对日寇作战缴获胜利之捷报给他们。多广播此类消息,而一切对阎系之磨擦则停止广播,我们一切大小报纸刊物的宣传,在目前时期内,亦是这样(多登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消息)。对于实际必要的某些小的反磨擦,则暂时做而不宣。”
  4月初,经过谈判,我党与阎锡山终于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东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南的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汾西、乡宁、吉县等县委二战区和晋绥军活动的范围,晋东南和晋西北地区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的地区。
  从表面上看,虽然我党与新军和八路军的力量基本上退出晋西南地区(实则我乡吉地委已转入地下活动,同时还由一部分地方武装在那里坚持游击活动),但是阎锡山集团的反动势力却被我党我军彻底从晋西北和晋东南广大地区清除出去,这些地区从此成为完全置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全国坚持抗战的重要基地。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原想消灭决死队、牺盟会、结果却遭到惨重的失败。阎锡山经此教训,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就不敢那么嚣张、疯狂地附和了。从此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阎锡山集团困居晋西南一隅,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虽在暗中仍与日军信使往返不断,但始终未敢公开投降敌人。
  晋西事变前后的斗争说明,当阎锡山准备投降妥协、背信弃义地对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必须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在武装斗争取得胜利后,又坚持做到给阎锡山留有余地,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继续抗日。中央定制的这种策略,以大举为重,是富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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