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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五章 晋西事变的风暴(五)

发布日期:2016-08-26 14:00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顽固派以惨败告终
  阎锡山在12月7日下了讨伐令后,晋西地区旧军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就全面展开。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林枫率领全军果断地进行了反击,同时电告在南线的张友清,请他负责把乡吉地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并设法把政卫212旅和213旅转移到太岳区去。张友清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这个时候,我军总指挥部即组织四个区指挥部及一个突击部队,做出了第一个军事部署。
    12月9日,我军开始行动。在总指挥部统一号令下,我军一部就地作战,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出击石楼、永和,然后会师午城,直捣大宁、蒲县,粉碎顽军的包围和进攻。当天,五团在隰县附近,捕获顽军北路纵队总指挥梁培璜派往217旅递送作战命令的少校参谋吕昌寅及其所携全部文件。这使我军准确地了解到顽军的作战部署及其险恶用心。还缴获了梁培璜写给217旅旅长刘效曾的亲笔信。信中写道:“圣则兄:我们要软说硬打,尽力向各方面反映叛部通敌袭我各行为,尽量表白我们被迫应战各情形,以占理占势。合围以后,要努力歼逆,断绝其根株,对于要紧的叛党,要死的不要活的。万一内部有叛党分子则消灭之,对外可报失踪。阅毕密封交去员带回。弟梁培璜启。”这封信完全暴露出顽固派的阴险凶狠和阎锡山策动旧军消灭新军的整个意图,落在我军手里,成了一份反面教材,惊醒了尚有麻痹思想、还不相信阎锡山要消灭新军的某些同志,激起广大指战员奋起自卫的决心。
    12月10日,编组在中区的我军两个团,由石口出击隰县,消灭19军一个营及一个团部,敌驻隰县的顽军一个旅部弃城逃走。但是出击石楼、永和方面部队受阻,未能按照预定方案与出击隰县的我军相结合,造成整个战局的不利形势。我出击隰县部队,遂反回石口待命。
    12月14日,陈长捷率七个团围攻我保安旅。占领汾西暖泉头,东路告急。黄骅当即率晋西支队第二团前往增援,激战一昼夜,追敌数十里,击溃顽军两个团。正在扩大战果,总指挥电令黄骅率支队二团另有任务,我军遂朝西北方向转移。这时东、西、南各路旧军皆已逼近过来。21日,我方集中八个团的兵力,出击据守在孝义县水头镇的顽军19一部,因顽军已集中相当的兵力,并先机占领筑有工事的阵地,我军发动几次攻击,均不得手。相持一日,我军撤出阵地。
    晋西事变期间,区党委每天向中央军委报告战况。中央军委及时来电分析战局,指出方向、提出方针,并对作战部队进行鼓励。12月9日,事变的帷幕刚刚拉开,毛泽东、王稼祥在给林枫等并发给其他地区负责同志的电报中,对于山西这场战斗的形势,作了深刻的鼓舞人心的科学分析,指出: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投降派军事实力虽然较大,“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任的。”同时指出:“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个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军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繁荣。”12月23日,毛泽东、王代表中央军委发出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晋西南新军采取取决反攻方针,已将旧军两旅击溃,可见旧军战斗力不强。”中央军委12月14日电报中说:“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应利用此冲突巩固新军及牺盟内部和其已得阵地,绝不在让步条件下轻言和平解决。”军委12月28日电报中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水头之战结束后,总指挥部及时地总结了前一阶段的作战情况和经验。我军虽在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因顽军大体完成其会师康城北进的部署,汾孝地区狭小,我 无回旋余地,又处于日、顽军包围中。总指挥部毅然决定实行第二 个作战部署,西进南下,突围到顽军的后方去行动。当即将新军五个团组成第一梯队,晋西支队的两个团组成第二梯队。同时决定精简机构,不留后方,将二纵队各部后方机关的非战斗人员及六专署工作人员,以及被扣留的反动旧军官和俘虏队等,总共2000多人,派两个营掩护,向东越过同蒲 铁路到太岳区,然后再到太行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使主力部队更加精干,留在晋西地区能够更好地坚持战斗。
    12月23日,两个梯队先后西进,越过吕梁山,抵达中阳境内。第一梯队南下石楼,第二梯队继续西进。24日,进占中央的留誉镇,歼灭33军一个营。第三日,攻打三交。经过两天激战,歼灭33军202旅两个团大部。但是第一梯队南下石楼,中途受阻,未到石楼即折回三交与第二梯队会合,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这次行动以前,总指挥部鉴于顽军已将61军、19军、83军、33军四个军的主力,集中在康城、石口地区,本来准备出弓阳、关上,由中阳、石楼分两路南下,攻取永和、大宁,向乡宁、吉县阎顽军老巢进军。因为个别同志在指挥上动摇,“犹豫多变”,致使整个战局陷于不利困境。加以我军部队跟顽军的战斗异常艰苦,敌我之间兵力众寡悬殊,结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主要因为指挥部个别主要成员对局势认识不清,信心不足。同时。具体指挥上也有缺陷。
    从11月30日开始与顽军武装冲突,我军连续对敌作战二十余天,极度疲劳,弹药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此时形势突然恶化,敌人大军尾追而来,妄想与我主力决战,将我军消灭在中阳、石楼地区。我军虽曾屡次获得战斗的胜利,但因敌我兵力悬殊,大局仍难挽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保存革命实力,配合晋西北新军行动,可能予顽军以更大打击,总指挥部遂决定转移到晋西北去,进行整理补充之后,再收复晋西南。同时,为了坚持晋西南党的工作、群众斗争和开展汾、孝、洪、赵的游击战争,又派部队掩护一批干部留在汾孝地区活动。
    还在事变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王稼祥12月6日在给晋西南区党委的电报中指示,晋西为陕甘宁边区至前方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他们在12月9日发出的电报中再次指出:“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之间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绝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中央军委1940年1月5日至彭德怀电报中说:“吕梁山需待你回总部重新布置。兵不在多,只需好指挥官带1500至2500兵,到吕梁山全境打游击战。”1月16日中央军委另一封电报还说:“晋西北必须全部控制在我手(决死)四纵队无法调动,二纵队及陈支队仍应准备回吕梁山,维持晋东南与此间交通。”足见中央军委对晋西南所处战略地位的重视。但经决死二纵队和晋西支队等部苦战兼旬,虽然先后击溃顽军两个旅以上,终以顽军兵力甚多,又兼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加以粮食、弹药奇缺,兵员无以补充;冬装被顽军窃夺,尚有三四个未着棉衣,难以继续坚持。晋西南区党委乃果断决定越过离(石)军(渡)公路转移至晋西北,由于情况紧急,将此计划报告中共中央的同时,部队就照此行动了。
    12月27日晚,部队北越离(石)军(渡)公路。全部到达临县以南的招贤镇地区集结。这时接到中共中央电示,指出在旧军强大力量的进攻下进入晋西北的决定是正确的,并指出应当继续北上,同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各部会合。中共中央同时也令晋西北八路军120师新358旅彭绍辉、罗贵波率领所部予以接应。
    我军主力北上时,游击三团奉令转头东进,吸引了一部分顽军尾追到孝义,经与日、顽军连续作战,完成了掩护主力北上任务后,于1940年1月1日经东、西小景越过汾离公路,到达汾阳三道川、李家庄一带集结(该团二营于三天后再返晋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英勇与顽军作战,历时两个半月)。保安旅也于1月1日凌晨在离石、吴城之间通过汾离公路,在离石信义镇稍事休息,转移到静乐米峪镇待命。至此,晋西南的新军和八路军终于冲破顽军的围攻和截击,击溃和歼灭顽军两个多旅后,胜利实现了向晋西北转移的战略意图,并与彭绍辉、罗贵波率领的接应部队取得联系。
    这时晋西北地区新军各部也已先后投入反击顽固派的斗争,续范亭为首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领导下,1939年12月30日于岚县史家庄成立后,接连予晋西北地区顽军第七集团军司令赵承绶、第33军军长郭宗汾等部以重创,迫使顽军退缩到临县城周边地区。1940年1月初,中央军委派总参谋长滕代远到达晋西北,组成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八路军、新军作战,处理军事行动问题。滕代远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决死二纵队等部北上,把顽军赵承绶部都赶出晋西北,以汾离公路为界,完全控制晋西北;将晋西南留给阎锡山,给他一个活动地区,争取团结他们继续抗战。
    1月10日,由滕代远统一指挥,我军向盘踞临县县城的顽军发动总攻。以晋西北新军决死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和八路军358旅组成右集团,自临县白文镇由北向南,直趋临县;以晋西南新军决死二纵队、政卫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组成左集团,从方山、圪洞地区由东向西,协同右集团夹击临县城区顽军。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359旅717团从陕北绥德警备区东渡黄河,到碛口地区配合作战。1月11日,左、右两集团经过连续作战,于12日逼近临县县城。这时龟缩在临县城区的顽军已经弹尽粮绝,他们所盼望的晋西南旧军的增援也未到来,陷于惊恐混乱状态。13日晨,我左集团奋勇进攻,占领临县城东的指火圪塔制高点,突破拱卫临县城的最后一道防线。顽军败溃后撤,我军穷追猛攻,连续夺取多处山头,迫近城垣,将敌全部压入城内。当夜赵承绶带领顽军乘隙夺路逃走,我左右两集团军遂于14日在临县胜利会师。此役我军歼顽军2000多人,获敌印钞全部人员和机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我左集团派出一个团追击,1月16日在招贤镇、田家山截歼其后尾一部,活捉副师长郭如嵩;359旅717团在碛口地区截住顽军一个团,歼灭400多名。残敌子啊离石、中阳城日军掩护下,越过汾离公路南窜。逃敌丢盔弃甲,状极狼狈。“骑兵军竟自相惊扰,完全瓦解。赵承绶所兼管的省府第二行署各员属,山西省银行分部金柜,以及赵的妻子等等都丢失了,赵只身铣足逃到中阳山头,不禁北望涕零。郭军(指郭宗汾第33军)亦有半数以上的重大散亡。这两个部队以后跑到隰县才勉强收容起来。”
    阎锡山原来对他在晋西北的力量估计过高,曾认为他在晋西北占有优势,打起来能够得手。所以他的原定计划是要赵承绶、郭宗汾两军死守临县,等到陈长捷、王靖国所部第61军、第19军越过汾离公路北进,合力“消灭”晋西北地区新军和八路军。其后的事态所以有此突变,战事未能依其原定“计划”进展,除了我军强大攻势锐不可当,阎锡山还另有其难言的“苦衷”。据当时指挥山西旧军发动晋西事变的阎军第六集团司令兼山西省第四行署主任陈长捷说,惯用所谓“守点攻击战法”的阎锡山,早已令其参谋处作出以19军、61军越过军汾线会合赵承绶、郭宗汾两部“消灭新军于临县城附近的计划”。由于“阎锡山惴惴于胡宗南的趁机相迫,修改了这个计划”。原来山西旧军于12月初发动晋西事变,“当61军离开吉县向蒲(县)北进时,在乡宁以南出进击日寇于稷王山的胡宗南属李文90军也调头回到乡宁,且依胡宗南的指令,以支援‘讨伐叛军’和对临汾日寇的戒备为名,续向吉县移动,反动派是尔虞我诈,阎为此踌躇顾忌,就令19军和61军停止于中阳、离石一带,以观望形势。”及至决死二纵队越过军汾县。赵承绶、郭宗汾集结临县地区待援。准备按原定计划与新军决战时,阎锡山“要胡部的李文90军开进石楼方面和61军会合,由第六集团司令陈长捷统一指挥,北进临县。因此与胡总难受商议,而胡更其狡猾,表示同意此项计划,但要再派两个军过河进入阎区来接代61军的原防地,理由是为了加强李、陈军的后方,防备日寇趁机入侵。这显然是要动摇阎锡山的立脚根本。于是阎锡山决定放弃兴临县地区,突命赵、郭两军立即南撤;并命61军等部克日返原防地。这样就组织了李文军的北展。”(《1939年晋西事变前后》)当然,纵无胡宗南的这一番“干扰”,阎锡山如果硬要照他的既定方针来办,依旧是要以更大的惨败来告终的。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打电报给北方局,指出“晋西北新旧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晋西北必须全部控制在我新军和八路军会师及反顽胜利大会,欢呼抗日军民在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顽斗争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1月24日,贺龙、代远、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及续范亭等会面。晋西南各部经过短期的休息、整顿和整编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晋西支队开往山东根据地;决死二纵队则在中央军委整军工作团的直接帮助及120师领导下,进行了以加强党的工作基础,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中心的全面整军工作。经过这次全面整军和整编,这支部队从此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当阎锡山下令顽军在晋西进攻决死二纵队、政卫209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的同时,也令旧军对战斗在汾南三角洲的政卫212旅,在乡宁、汾城地区抗击日寇的政卫213旅大举进攻。这两支部队也都根据中共中央和晋西南区党委的反顽斗争指示,奋起自卫,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1939年9、10月间,阎锡山就调派顽军第61军等部十个团,对政卫213旅抗日根据地乡宁、汾城、襄陵地区进行包围分割,并与同蒲路沿线日军对213旅形成团团包围。12月初,阎顽军开始向我步步进逼,1939年1月2日,213旅旅部郝玉玺从秋林返部途中,在吉县三堠附近被阎顽军枪杀,旅参谋长张焕遭第34军诱骗扣押。12月30日晚,包围该部的阎顽军共十个团,由第34军军长彭毓斌指挥向政卫213旅发动看进攻,妄图将该旅一举歼灭。当天午夜顽军以密集队形向213旅主力57团猛烈进攻,该团部队利用有利地形英勇反击,连续多次打退顽军的轮番冲锋。战斗一直持续到31日下午。当天傍晚,这个团奉旅部命令撤出阵地到盘道村集合,与58团会合后,全旅昼夜急行军向襄陵刘庄方向前进。57团撤退时命令九连抗击追来的顽军,掩护主力安全撤出阵地。九连在十几倍于自己的强大敌人面前奋勇作战,顽强地打退了敌人数十次进攻,坚持一昼夜,血战到第二天(1940年1月1日)傍晚,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全旅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全旅于1月1日午夜,冒着隆冬的严寒。徒步过汾河齐胸深的激流,向太岳解放区前进。部队经过襄陵、浮山、安泽等地,沿途打退日伪军的多次阻拦,边走边打,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辗转跋涉近20天,于1月中旬开抵太岳区的沁源县境。第213旅所属的第59团。于2月13日由中条山地区向太岳区转移,也到达沁源。
    位于稷王山地区的政委212旅,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在部队任职的旧军官比较多。曾在阎军旧部队任职的旅长孙定国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由于对党不够了解,加以阎锡山特务的挑拨离间,对党的政策尚有疑虑。秋林会议后,1939年夏天由政卫一支队改编为第212旅时,阎锡山取消了部队中的政委制,并派来大批的反动军官,其中包括参谋长、54团团长、55团中校团副等和数十名经阎锡山亲自训练过的营级校官,担任了大大小小的参谋。但55、56团两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各级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或牺盟会员;营连排基层军事干部中,除少量是旧军官外,绝大多数是坚决抗日、要求进步、拥护共产党的革命青年。在汾南地区有一种战斗力很强的八路军游击大队,以及党所掌握的各县公安局和游击队。在晋西事变爆发的紧迫形势下,212旅党团认为旅长孙定国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如何解决212旅的领导权,狠狠打击阎锡山反共投降阴谋,关键是争取团结孙定国。这时中共稷王山中心县委书记张鸿毅到212旅加强领导,八路军汾南游击大队政委彭之久也已带领部队靠近过来。他们和212旅党团共同商定对策。经党组织派人做通了孙定国的工作以后,即由旅长孙定国和政卫王成林出面,在一天的时间里,迅速地接连搞掉了反动军官第54团团长梁吉庆和二营营长程德、旅参谋长田雨亭等和所有的反动参谋,把反动分子清楚,师212旅完全掌握在党的手中。212旅立即从稷王山出发。这支共有4000多人、3000多支枪的部队,经过七八个昼夜的战斗,进军700多里,粉碎了日伪军和阎锡山的围追截堵,终于胜利地到达沁源县。
    在此期间,阎锡山命令在晋东南的山西旧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兼山西省第三行署主任孙楚所部,勾结蒋介石驻在该地区的中央军,向决死一、三纵队和三、五专署抗日政权发动武装进攻。位于五专区的决死三纵队,由于孙楚策动内部反动旧军官发动叛乱,遭受严重损失后,一部进至屯留西北地区靠拢决死一纵队,一部在344旅的支持下集结于高平以东地区与八路军会合。位于太岳区的决死一纵队,对阎锡山发动反革命事变有较充分准备,事变一开始就将全部旧军官调出,把部队完全掌握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下。1940年1月中旬,陈赓奉令率八路军386旅主力及第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大大加强了太岳区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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