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五章晋西事变的风暴（四）

发布日期：2016-08-26 13:48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决死队二纵队首当其冲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武装磨擦升级，并达到一个高潮。阎锡山勾结日军，首先在晋西地区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同时摧毁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悍然发动晋西事变。

　　阎锡山所以选择晋西南作为武装进攻的目标，不仅因为这个地区同他盘踞的老巢近在咫尺，，被他视为“肘腋之患”;而且由于这个地区山西旧军猬集，与别的地区相较，阎顽反动势力在军队数量上占有优势。纵观当时山西敌后战场的形势，八路军三大战略部队开进山西后，就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带领新军创建了晋东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四大抗日根据地。在晋东北和和冀察边境广大地区战斗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早于1937年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10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东南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有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坐镇，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的第129师和第115师的第344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四个纵队中，有第一、第三两个纵队在新派掌握的第三、第五行政区作战。两区紧紧相连，便于互相支援。决死队第一纵队中我党力量比较坚强，完全掌握了整个部队。当时在晋东南任山西省第三游击区行署主任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手里连一个师的部队都没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头总司令”。而晋西南和晋西北，则均驻有大量晋绥军(旧军)，在晋西南驻扎旧军尤多。1938年12月，第115师主力从晋西南开赴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地区，新派实力暂时稍逊于旧派。所以，毛泽东同王稼祥在1939年12月9日的一封电报中对此曾作过科学的分析：“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日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很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阎锡山单纯从表面的军事实力作比较，主观地提出口号式说：“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米擦晋东南。”梦想他们在晋西南能够轻易获胜，就决定先在晋西南动手。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事前曾与日寇密谋策划。抗战以来，阎锡山一直与日寇、汉奸暗中勾结。信使往来，从未间断。10月下旬，阎锡山就决定成立“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游击区行署主任陈长捷任总司令，联合日军“讨伐”决死队第二纵队。11月1日，阎锡山派其第61军副军长吕瑞英，第19军副军长梁培璜与日军清水师团长的代表山下，在临汾刘村秘密会谈，达成晋绥军“实行反共”，日军帮助晋绥军“铲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的协议。11月初，日军即分三路向第二纵队进行合围，目标是隰县第二纵队和第六区专署驻地。于此同时，第19军刘绍棠师以“援助”为名，向第二纵队挤靠。22日，日军从晋西地区主动撤退，并自动放弃占据已久的汾西勍香镇、蒲县、黑龙关据点。阎军第61军、19军、33军随后迅速集结于日军撤退的大宁、蒲县、隰县、永和、石楼、中阳一带，实行日、阎“和平换防”。日军却将隰县康城镇、灵石双池镇占去，移兵对付第二纵队。

　　决死队第二纵队在秋林会议后已被“分而治之”，整编为独立第二旅、第196旅和第六区保安旅，分别直接受“山西新军总指挥部”节制。但韩钧等对阎锡山“阳奉阴违”，实际上保持政委制，仍按原建制统一行动。阎锡山为了顺利实现其消灭第二纵队的阴谋，就将当时前去秋林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牺盟会的核心组织，简称“民青”)代表大会的该纵队政治主任韩钧(共产党员)羁绊在秋林不让反防。韩钧被羁绊期间，了解阎锡山勾结日寇准备投降反共，得知许多顽军正在加紧准备进攻新军的可靠情报，察觉形势已十分紧急，亟想早日摆脱羁绊，返回部队。在顽固派周旋中，韩钧虚与委蛇，终于机智地在11月26日晚离开秋林，冒着生命危险，昼夜兼程，于28日深夜赶回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第二天，韩钧召集紧急会议，向部队领导成员张文昂、廖井丹、郝德青及艾子谦介绍在秋林了解到的各种情况，指出顽军正蠢蠢欲动，强调不能坐以待毙，而要先发制人。纵队政委张文昂因对秋林出现的反动情势了解不深，对阎锡山即将发动突然事变消灭第二纵队的事态认识不足，当场与韩钧发生争论。韩钧心急如焚，情绪激动，会议一度中断。最后统一认识，一致统一韩钧的意见：立即行动，以减少部队损失、并立即制定了应付突然事变的紧急安排。12月2日，会议刚一结束。郝德青受会议委托，立即赶到隰县张家川，向中共晋西南区委汇报。林枫听了汇报后说：“突然事变已经在晋西南爆发了!”

　　果然不出所料，12月1日，第二纵队紧急会议刚刚开完。就受到阎锡山命令第二纵队务于5日准时向同蒲路灵石至霍县段日军“大举破击”，实行“冬季对日攻势”;而将他的四个军47个团作为“总预备队”，堵在第二纵队背后的电报。第二天，阎锡山又向旧军发出“剿除新军”的命令：“1、汾、军路(汾阳、军渡公路)以南归陈长捷指挥61军、34军附薄毓湘旅段章杰团及王思田师、崔道修旅。2.汾、军路以北为赵承绶指挥骑兵军、郭宗汾军及傅春怀指挥之刘奉宾、陈庆华两师、薛文教旅和孙方之保安团队。3.第19军在永和、大宁、隰县补充。4.孙起麟旅开回吉县巩固中心区，续儒林旅归34军建制。5.南北夹击部队向汾、军路兼程进发(已经出发)以资夹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同时获悉：“阎对续(范亭)、郭(挺一)部态度，采取与新军隔离的挑拨分化办法，企图消灭于无形。由赵(承绶)密切转郭切实掌握部队，并说我们会最后反对郭。”。〔按：阎锡山经赵承绶转密电，郭挺一收到了。12月23日郭挺一致梁化之电云：“不准片刻停留。化之兄鉴。亲译。由赵总司令转来兄及总座电均悉。再弟处收发电报均经弟阅核，别人不能干预，特告。此事情转总座释廑念。挺一庚(23时)酉(20时)组印。”〕

　　十分明白，第二纵队如照阎锡山关于“冬季攻势”的命令行事，必将立即坠入日顽夹击的陷阱。他们识破了阎锡山的奸计，理所当然的拒绝执行这个包藏祸心的命令。12月1日，收到阎锡山这个电令当天，张文昂、韩钧即致电“新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化之。“新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光斗等，揭露所谓冬季攻势命令的阴谋说：“近日形势日益险恶，现66师奉命驻隰县以东，73师在午城一带驻扎，在我们背后准备所谓冬季攻势，请转陈总座(阎锡山)，此间民众疲惫不堪，二纵队衣食都成问题，不堪再被骚扰，该两师指定任务，又无移此必要，恐惹是非，请变更驻地。”2日，张、韩再电梁化之并阎锡山，请严令第61军、第19军各部万勿轻动，各归严防。阎、梁对此置之不理。这时陈长捷的第61军从南向北，王靖国的第19军由西向东，共计47个团的兵力，正向第二纵队包围逼近;同时同蒲线上灵石、霍县的日军正在增加兵力。阎锡山消灭第二纵队的罪恶计划已经见诸行动。韩钧即于2日在下桑峨召集第196旅团以上军政干部开会，进行迎击顽军进攻的紧急动员和战斗部署，并即命令第六团把61军11月下旬安插在纵队司令部近旁谙正村的一个营解除武装。3日，第196旅旅长、反动旧军官白英杰在永和驻地叛变，捕杀政工人员并将旅部带走;顽军先后捣毁了永和、大宁、蒲县、临汾县县长李从文、牺盟会特派员陈祖辰以及第六专署秘书、原洪洞县县长高希敏夫妇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干部。

　　12月4日，林枫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并各地新军：“(一)一个重大的突然事件已首先在晋西发动：61军、19军、83军(原73师)联合由午城(隰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六区，196旅(新军)于3日在永和城附近被19军解决，现正向石口方向前进。(二)我们正在布置与新军配合予以打击，并且广为宣传声源。......”

　　自从山西政局逆转以来，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关怀山西局势的演变。林枫10月从延安回来以后，晋西南区党委加强了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一方面就地直接向中央报告，一方面通过在秋林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向中央报告。对于晋西地区接连发生的上述事件，林枫逐日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即向林枫、陈士渠和山西前线八路军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晋西南事件中我们额方针的指示》。中央指示：坚决回击阎锡山的进攻，但要争取阎军内部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具体做法是狠狠打击所谓“讨逆总指挥部总司令”陈长捷的部队，不公开刺激阎锡山。电报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中央指示，我们的方针是：

　　一、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发阎。

　　二、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

　　三、八路军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仅以调解方式出现，防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军暂时不要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

　　四、如叛军进攻八路军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

　　五、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第二天，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阎锡山进攻新军问题致重庆、西安、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中指出：“甲、阎锡山已决定肃清晋西南之新军，派遣王靖国、陈长捷率旧军三万进攻新军，这个事变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11月)29日及本月3日，已打了三仗，新军的一个旅部被旧军在永和城缴械，新军亦准备抵抗。乙、阎之决心与日本有直接联系是无疑的，惟与重庆方面有无联系，是否为重庆所授意，则不知。请你们密加调查见告。西安、桂林亦望调查。”——事后查明，阎锡山发动这次反共事变，是同蒋介石有直接联系的，正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阎锡山决定宣布韩钧“叛变”、对决死二纵队等新军进行武装进攻的时候，曾经拟定消灭晋西新军的两个方案，通过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黄树芬呈报蒋介石“核示”。1940年1月10日，蒋介石分别打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和黄树芬的两封电报中，表明蒋介石完全支持阎锡山消灭新军的计划，并且反对政治解决，主张武装进攻，以“肃清共党势力”，蒋介石极力给阎锡山撑腰、鼓励说：这是为了“振肃纲纪，剿灭叛军，自属名正言顺”，叫他放手大打。蒋介石给程潜的电报写道：“西安程主任颂云兄：狮密。顷据黄树芬报告称：阎长官对此次韩钧的叛变，拟分两案处理：(一)分汾东汾西借剿匪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党势力;(二)就事论事，用政治方法解决。惟前者有扩大之虞，后者有养痈之虑。究以如何处理为宜，请核示等语。查此次晋西部队叛变，共产党否认其策动。我为振肃纲纪，剿灭叛军，自属名正言顺。阎长官拟一、二方案，以第一案为妥。除饬转达外，特电知照。中。灰未令元慎印。”在给黄树芬的电报中，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当着大战行将爆发额紧急关头，林枫根据党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精神，力求延缓武装冲突、防止事态扩大。他以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名义，和支队长陈士渠联名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他制止这场内战;八路军晋西支队还向作战双方去函调解。给阎锡山的电报中写道：“据报第13集团军、第六集团军与新军决死队各部发生武装冲突，惊闻之下，不胜骇异。伏念阋墙之争，无论双方之理由如何，皆所以削弱我公之肱股，亦即削弱全国抗战力量。鹬蚌相争，古有明训。职部驻防晋西，目睹同室操戈，深为痛心。曾请双方停战和解，而双方各执一词，调解为难，为此，电恳钧座迅令制止，以免此不幸事态扩大，并限令各返原防，妥为处理，以安人心，而利抗战。临电迫切，绪维鉴察。”结果，阎锡山竟对此置之不理，而对写给旧军各部进行调解的信，顽军第19军68师217旅旅长刘效曾却回信说：“誓灭张韩(指张文昂、韩钧)”，晋西支队写信给顽军第61军进行调解，并且说明“汾、孝、灵石，本为阎司令长官划给我们的防地，望勿误会。”他们不仅不给回信，反而不断扣留支队工作人员，且将支队派去送信的通讯班长郝忠等三人扣押，生死不明。他们还在顽军内部提出“驱逐吕梁八路军”的口号，顽军头目在讲话中声称“主要敌人是八路军”。顽军各部屡向晋西支队防区进逼挑衅，还曾冒充八路军的名义滋扰地方，枪杀隰县上庄晋西支队休养所的伤病员。晋西支队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被迫奋起反击顽军的挑衅，以反磨擦来对付磨擦，坚决痛击前来进犯的顽军。

　　12月6日，晋西南区党委在隰县张家川召开了有区党委负责人、决死二纵队及晋西支队部队首长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由林枫主持，讨论了晋西南的形势，一致认为突然事变已经开始了，顽固分子正在将其妥协投降阴谋付诸实施，如能予以迎头痛击，尚可推迟其投降局面。经过讨论后，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晋西南的阵地一定要坚持，驱逐叛军初晋西南;进步政权与群众利益一定要保卫。因为晋西南是陕北的门户，是陕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道。二、要快干，要主动地武装自卫，因为人家已经准备好了，被动就要吃亏。“眼明手快，先下手为强，光棍不吃眼前亏”。三、武装斗争，要由新军出面来干，反对旧军解决新军，并要求晋东南、晋西北给以帮助。因为旧军动员了全部力量，外来的帮助是需要的。集中晋西南的新军，免被各个击破。

　　会议还对有关斗争策略的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决定在晋西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为总指挥，韩钧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廖井丹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统率晋西南所有新军一致行动，而以八路军为后盾。——当时的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王达成，以后再1983年底召开的晋西南区党史座谈会上说：“二纵队司令部同陈支队司令部合并之后，张文昂带一班人到后方，林枫、黄骅、韩钧实际形成了指挥核心。”当时的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也在《庚申忆逝》一书中说：“高家条誓师以后，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他和陈黄、韩等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我和张文昂是留守在后方的。”

　　总指挥部成立后，部队集中康城、石口一带动员，准备三天，进一步对部队中的反动旧军官进行了清理，并从晋西支队调派一批军政干部到决死二纵队、政卫209旅以加强部队的指挥和领导。还将各团各旅后方全部集中，对于后方机关加以整顿;老幼遣散，青壮下连，物资寄存起来。部队整编结束，并在驻地举行了反顽斗争誓师大会，誓与叛军坚决斗争，周旋到底。

　　开过紧急会议，晋西南区党委移住隰县高家条村(今属交口县)。在这里林枫主持举行了晋西南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简略地总结过去的工作，主要分析了晋西南政治形势的逆转和讨论党的方针与紧急动员工作，并选举产生了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原来准备开20天，由于形势骤变，12月7日、8日开了两天就结束了。区党委还组织了军政民委员会，以密切军政各方面的配合。军政民委员会开会时决定了如下的口号(也是要做的工作):在民运方面：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帮助抗日军，打倒投降军;武装人民，镇压投降分子。在政权方面：政发抗日军粮，有粮的一定要出粮;改造村区政权，驱逐投降分子;巩固抗日后方，严厉镇压汉奸。

　　从11月30日至12月6日间，目睹阎顽军连续挑衅所造成的一连串武装冲突，韩钧气愤难忍。12月7日，他从决死二纵队驻地隰县义棠镇，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给阎锡山的电报，声明要实行自卫。电文中痛斥王靖国、陈长捷的进攻，略称王、陈“欺我太甚，我不能不实行自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电首称阎为“总座百川先生”，电末自称“学生韩钧”。阎锡山当天收到韩钧的电报后，马上召集高干开会，他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文之后说：“我是司令长官，他称我先生;他是我的部下，而自称学生，明白表示不相隶属，韩钧反了。”即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韩钧着即撤职拿办。所有独二旅、196旅着艾、白(指艾子谦、白英杰)两旅长妥为收抚。其不甘附逆来归者，准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即明令剿除。”韩钧这封电报有的措词未经深思，发出以前未经党委讨论，当时有的同志加以劝阻他未予考虑，使得阎锡山攻击诬陷新军多了一个把柄，这是很不妥当的。可是，有的同志就此过分责备韩钧，似乎晋西事变真的就是这封电报“闯”的“祸”、真的就是这份电报“惹”出来的“乱子”，就显得不公道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要向进步势力开刀的时候，总有可以炮制一个“拿得出来”，“说得出口”的“由头”的。从根本上说，晋西事变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也是阎锡山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所以早在韩钧这封电报发出的前一天，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签署的中央军委那份电报中就已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12月9日，中央军委《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又说：“阎乘彭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浚、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电报提出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1月25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阎锡山的方针已确定，秘密勾结日寇，公开勾结老蒋，继续反共反八路反新派，巩固晋西南，夺取晋东南。蒋已令八路退太北地区，张励生过延时曾电阎，愿为调解人，阎拒绝和平调解。”阎锡山既已下定决心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充当反共急先锋，山西旧军进攻新军的这场武装冲突是必然出现的。韩钧当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坚决勇敢，深得同志们的赞佩。而在他这场事变中所表现的高度警惕性，对于部队能够积极主动地应付反动事变，起了很好的作用。林枫说，当时警惕性不提高一点，是很危险的。因为新军名义上还是阎锡山的，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搞它，中央对此早提醒过我们了，林枫曾对韩钧做出公正的评价说：“韩钧同志是好同志，有毛病。在两个关键上看是好的：一个是被捕坐牢斗争很坚决;在晋西事变中，坚决在党领导下对阎锡山的斗争。平坦大道谁也不会跌跤，迷不了路，看同志要从紧要关头看。有毛病，原因是锻炼不够，盛气凌人，好冲动，处理问题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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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五章 晋西事变的风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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