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五章晋西事变的风暴（一）

发布日期：2016-08-26 13:43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山西政局的逆转

　　抗战初期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情况又异常复杂。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集中力量对付日寇外，还要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采取“联共抗日”政策是被迫的，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是“联共”不忘“反共”，“抗日”不忘“降日”的;他又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还是有区别：“拥蒋”不忘“拒蒋”，也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林枫认真分析、研究阎锡山的特点，对他采取又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策略。这个时期，林枫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建立抗日武装，进行政治动员，开展敌后游击战战争，作为各级党委工作的重点。在同阎锡山的联合和斗争中，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许。

　　阎锡山一生信奉“生存即真理，需要即合法”的唯我哲学。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威胁他的晋绥地盘时，阎锡山为了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一贯亲日反共的政治态度，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但他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阶级本质是不变的。当他决定采取“联共抗日”策略时就曾说过：“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 他还说过“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为了存在，可以抗战，当他感到抗战对其存在不利时，也可以放弃抗战，改为投降反共。这种情况，正像刘少奇所指出的：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上有限的，是暂时的。但他能抗战与实现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革命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

　　因此，随着抗战时日的延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和山西政局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抗战初起时，他在山西经营多年的旧军队、旧政权早已腐化透顶，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迅速地土崩瓦解。这个时候，他比较依靠新派力量，支持新军的建立和发展。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许多事情愿与共产党人协商合作。但是他的投降妥协意向，他对日寇暗中联系，则又从来没有放弃。早在1938年2月的临汾会议上，他就鼓吹过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的、日本政府所拟“停战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还说“打下去会亡国灭种”，大汉奸汪精卫所带走的“未尝不是一条路”。只因受到新派领导人的坚决反驳抵制，使他有所收敛。但在当时国内外主张妥协调停的空气甚嚣尘上，日寇趁机引诱阎锡山投降，极力分裂抗日阵线，阎锡山从临汾失守后就对抗战渐趋消极，对我党关系有所冷淡。只是由于我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我党我军与人民结合造成的强大声势，使他还不敢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可是种种迹象显示，阎锡山要走下坡路了。及至他在晋西地区开始“站稳了”，看到新派力量蓬勃发展，感到非常恐惧。从此，他把主要力量转向扶持旧派，利用旧派同新派对抗。阎锡山同共产党及进步势力的矛盾逐渐激化，山西新派同旧派的斗争日益剧烈起来。

　　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在林枫领导下，一直重视对阎锡山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既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日，又反对阎司令长官投降”，方向是明确的，方法是灵活的。自从山西政局开始逆转，林枫经常注视阎锡山的动向，研究斗争的策略，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9年初，中共中央要求敌后抗日根据地派人去延安汇报工作。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和灵石县县委书记梁树棠等前往。他们到达延安后，向中央汇报了晋西南的斗争情况，说明在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战争同时，怎样以革命的两手对付阎锡山的反革命两手的情况，就是既拥护他抗日，又揭露他的反共阴谋。晋西南党委的汇报，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称赞。其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的陈云、李富春，还叫张稼夫前往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训练班等单位，介绍了晋西南前线对敌斗争的情况，以及对付阎锡山的经验。

　　1939年3月25日到4月22日，阎锡山在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个开了近一个月的“秋林会谈”，是阎锡山布置投降反共的反动会议。阎锡山多次在会上宣示了投降妥协的意图，采取扶植旧派、抑制新派的方针，抛出一个意在消灭新军的“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与待遇”的所谓《军事统一方案》，取消政委制，极力削弱、消灭新派力量。新旧两派在会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次“秋林会议”，，是阎锡山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召开的。晋西南区党委得知信息，就在事先认真研究了阎锡山的意图，和我们应当采取的对策。林枫当机立断，决定派遣统战部部长张友清作为晋西南区党委代表，常驻秋林，领导那里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同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以后又增派离中特委书记肖杨前去秋林，协助张友清工作)。秋林会议期间，张友清对内以晋西南区党委代表身份、对外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秘书”名义，住在靠近秋林的上葫芦村。针对会议进展情况，张友清向我党与会同志提出了“保持阵地，打开局面”的方针，并明确提出要“严密注视在梁化之分化与收买下，某些个别同志有可能上钩的危险”。

　　通过这次会议的激烈斗争，我们摸清了阎锡山的“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根据张友清的汇报，制订了对阎锡山的斗争方针;对他推行的反共措施，我们表明态度，坚决反对;但不采取决裂的态度，而是坚持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按照我们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会议期间，张友清根据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几次专门召集与会党员秘密开会，及时传达了党的指示和斗争策略，按照北方局和晋西南区党委的指示，与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对于阎锡山的反动措施坚决抵制。特别是同新军命运攸关的政治委员制度存废问题，新派领导人反对取消，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正式由于党领导新派进行了坚决斗争，阎锡山企图在这次会议上“和平”地取消新军、牺盟会，“收复”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根据地，为投降日寇扫清障碍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这次会议以后，抗战进步势力与投降倒退分子在山西的斗争越发激烈，晋西南斗争环境急剧恶化。

　　5月13日及8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秋林会议及其后的山西形势的和党的方针，接连发出指示。中共书记处5月13日发给晋西南区党委林枫、陈士渠、黄骅与其他地区负责同志的电报中说：在秋林会议以后，山西局面可能有以下的变化：“阎比较向右转，中央的顽固分子可能利用国民党内部之职权增加其活动。山西新旧派斗争可能加剧，新政权与群众运动及我军可能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因此，山西环境比之过去更复杂更困难，磨擦与斗争亦可能更多，但目前尚不致有基本的重大改变。”指示指出：“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这对山西今后统一战线有重大的决定意义。应向他们解释党的方针，要使他们善于拥阎，尊重阎的领导与阎的形式，取得阎的信任，避免暴露过火的方式。要使他们与旧派的关系适当地调整，要把火力集中反对日寇及复兴、cc分子。但这绝不是说要新派放弃自己的进步的立场和牺牲自己的力量，应用各种方法抵制。而顽固分子到来时，则该地党政军民工作应有适当的准备与改变，然后力争去撤换顽固分子。”8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阎锡山在秋林会议的反动倒退措施，再次提醒各级党委，必须对山西顽固派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阎自秋林会议后，日向右转，最近许多布置有害于抗战。我应：(一)给阎的进攻以反攻与抵抗。除共产党、八路军给以公开批评外，在山西新军及牺盟内部，应以阎过去进步纲领反动阎今天之倒退，给其进攻以有力的与必要的反抗。但均应注意方式，不应在报纸上及言论上公开反阎。(二)采取一切办法，在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整顿党，使党成为短小精干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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