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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四章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六)

发布日期:2016-08-26 13:42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当时能做的都做到了”  
    从临汾撤退到晋西事变前夕,将近两年间,中共山西省委——晋西南区党委在发动群众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主要抓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以后,有人问到晋西南根据地缔造的历程时,林枫曾经概括地作过这样的回顾:“1939年12月以前,在晋西南我们的工作能够达到洪、赵、孝、汾一带。当时我们的工作是以牺盟会的面目出现的。通过牺盟会去做群众工作,搞政权,有的县长就是我们的党员。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我们党是秘密的。牺盟会当时一般的是听党的话,有个别人还是不听的。在晋西南,政权形式上是阎锡山,实际上我们的,这就靠当时的斗争。在晋南就不行了,当时只有黄骅同志带上部队在那里硬搞一下,但那是阎锡山的地方,中央当时也有指示要给他留一块。在晋西南当时能做到的都做到了,政权也掌握了,洪赵区是抓住了的。晋西南当时的牺盟会又是政权,又能发动群众。我们开始的省委,后来的区党委是秘密的,掩护在部队里面。开始是在115师,后来是晋西支队。关于武装斗争,当时115师在孝义,地方上发展游击队,各县牺盟会都搞游击队,晋西支队主要是游击队搞起来的。那时候搞游击队缺干部,就是把地方干部来训练一下,个把星期,就给他一个班,下去搞上几十个人,就叫游击队;搞上几百人,就叫游击大队。在晋西南地区搞游击队,晋南夏县县长使我们党员,把游击队搞起来给了八路军。阎锡山知道搞了游击队,也向他要,要不到就通缉 那个县长。搞新军就更是利用阎锡山的形式了。在晋西南当时我们同阎锡山是插花的,离石、石楼、永和、大宁一线是他们的;我们是在同蒲路边上。政权除晋南外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六区的专员就是张文昂。当时牺盟会常常开群众大会,我记得有一次到隰县,县长是我们的,但是党员身分不公开,他就召开群众大会搞减租减息。汾、孝、洪、赵地区的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牺盟会掌握了政权,县长是我们的人,弄到粮就给八路军,扩大游击队也补充八路军。阎锡山也去要,我们就骗他。也有个别不听党的话,搞起游击队不愿交出来,如果是处在完全是旧军控制的地区就比较困难了。......”
  1945年7月,在延安“晋绥问题座谈会”上,林枫曾经谈到晋西南根据地创建中的成绩与缺点。他说,晋西南在一年半中间,培养了大批本地干部,今天党还能存在,也恐怕与培训了本地干部骨干有关。据说本地干部在2000以上。当时外地干部是不多的,没有像现在这样一大堆,空多了,经常开训练班,差不多支部都有受训的,学习空气是很高的。其次,关于新军和牺盟会问题。山西是有功劳的。经过统一战线,使我党今天在山西有这样的局面。这些同志是有成绩的。当然只要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开始利用山西的形式是对的,必要的。当时有些问题影响到思想上,提供同志们考虑一下。各地区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当时牺盟有半政党的说法,这个口号是对阎锡山闹独立性说的。但还有影响不太好的一面,有些同志对共产党也有半政党味道,也闹独立性,这影响到党与牺盟和新军的关系。领导方法还有叫“超级领导”:县牺盟特派员要地委领导,县委领导不行。晋西南以后改了不知如何改的。全体都有成绩,大多数同志是正确的。某些同志与党的关系不对,把党放在一边,是应当提起的。这主要是从两方面检查,一方面是区党委领导不够,当时党对这些同志有些迁就,关系不够密切,不严格,党也要负责;另一方面是那些上层的同志气焰太高,非常不妙。特别是115师走后,剩下晋西支队,新军上层有人放出“主力师二纵队”的空气。晋西事变中证明谁是主力。主要训练是注意党的组织领导,忽视政治领导是错误的,这是有迁就的。到晋西北,我把态度改变了,严格了,对同志起了好的作用;还有些同志以为党严格批评了,不相信了,不了解究竟是严格好呢,还是客气好!个人也好,军队也好,要将党性提高,才是好的,这样对党有利。
  林枫这次讲话时还说,从总的路线说,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虽然在某些时期有些摇摆,是受过限制、受过束缚的。在晋西事变以前,一般地从路线意义上看有几点值得检讨:一是没有把减租减息作为发动群众的基本一环。二是对政权的领导,受限制最大的是在政权方面,现在应当这样检查。当时太迁就山西形势,六区的县长几乎全是党员,晋南、离中则没有。另外对政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检查和领导,像以后把晋西北当成自己的一样,这个对后来的工作影响甚大。三是对新军领导不够。比政权注意些,后在事变中感到好像偏重于党的组织领导,对政治领导、军事战斗力的提高上注意不够,下功夫少。以后对于类似的问题应当注意。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