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四章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五）

发布日期：2016-08-26 12:31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初具规模的民主建设　

在这块从炮火中诞生的抗日根据地，第六行政区全区和九行政区我党所控制的一些县，以及靠近区党委驻地汾阳、孝义等县，都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尽力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抗日政策，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成绩最突出的是第六行政区。
第六行政区的辖区被汾河劈成两半，大部位于汾河以西。从地图上看，他像一个紧握起来的拳头。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在吕梁山脉的南段，汾河以东的一部分地区则位于霍山山脉。除了沿河两岸的河谷地带较为平坦，其余都处在群峦起伏的山地。日军从太原大举南犯时，六区首当其冲。各县、区、村三级旧政权纷纷溃灭，各县县长，区长等纷纷弃职逃命。到处留下散匪溃兵的骚扰，汉奸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人民群众痛苦不堪。六专署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政权，委任了一批坚决抗日的进步青年收拾残局。他们出生入死，经过艰苦的工作，重新建起县、区、村各级抗日政权。各地共产党组织和牺盟会也会都主动参与恢复政权的工作。原临汾旧县长牛甫毅，在南犯敌军到达前三天，席卷公款、携带县印擅离职守，向西逃命。县牺盟特派员李从文领导该县牺盟会和自卫队坚守岗位，坚持抗战。他率领一些人员追赶上牛甫毅，逼他交出县政府大印、公款和武器，牛某只好将县印交出，并且交出盗窃的一部分公款及武器。该县各界人士遂即推举李从文为临汾县长。李从文不负众望，迅速成立抗日县政府，恢复全县区村政权，领导人民抗击日军、打击汉奸，受到全县人民的拥护。牺盟会委派的洪洞、赵城、灵石、霍县、介休、汾西、孝义等县进步县长，也都迅速做出了成绩。
子啊炮火中重新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任用了一代新人，也树立了新的作风。这些担当游击县长的热血青年，一洗历代沿袭的官僚制度，一改官民隔阂的旧习，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听取群众意见，尽先兴办一切有利于抗日、有益于群众的事情。他们还自动减低薪金，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新政权一改旧政权的贪污恶习，把财政向人民群众公开，自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府用一元钱都告诉老百姓做了什么，钱用在哪里。
游击政府的新作风，还表现在建立了新的人事制度。昔日的旧衙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盛行，任用私人的风气长期存在，许多有用的人才被埋没了，而将一些尸位素餐的佞人抬上高位。新政权消除了这种现象，各级政府实行了经常教育、考查干部的制度，公正地选拔最有才华、工作积极的进步分子，去调换和补充旧日那些政治上反动的“德才两缺”的干部，并且设立各级行政人员训练机构，吸收、培植大批对抗日救亡工作忠实、积极的新人。晋西南区党委冲破种种限制，调派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政权工作。他们担任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使得新政权能够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新政权建立后，就开始推进各项民主设施，使全行政区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民主。1938年7月，六专署召开的全区第一次县长会议，制订了新的财政经济政策，改革政治机构的具体办法和减低公务员薪金的决定。会议决定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实施人民监政，定期召开专署和县、区、村各级行政会议。同时，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些地区的编村村长和全区的副村长、闾长、邻长实行民选。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只保留了田赋和营业税、烟酒税。政府最大的财政来源，就是利用阎锡山提出的“合理负担”口号，切实推行山西省政府颁布的《抗战时期内县村合理负担办法》中的规定，掌握“合理负担”的三个原则：得利者重负担，有财产者多负担，赚钱多者多负担，这种摊款办法，深得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抗日政府还在频繁的战争情况下，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业工作。同时还冲破重重困难，尽力开展文化教育工作，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各地先后创办了许多抗日报刊，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剧团、宣传队、文工团。专署在炮火中创办了民族革命中学，各地普遍兴办了各种短期的干部训班，进行抗日政策、抗日基本知识、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还利于冬季闲季节开办冬学，开展扫除文盲工作。
这个期间，整个晋西南地区，特别是洪赵区的群众运动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1937年冬季，根据地初建时，全区各县县委和牺盟会就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恶霸、反贪污、反对坏村长的算账斗争，打到了一批人民痛恨的恶霸地主和贪官污吏。1938年初，洪赵中心区农民救国会在反霸斗争中迅速建立起来，又在全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改写契约的斗争。1938年7月，洪赵中心区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相继成立，各县先后还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儿童救国会、抗战军人家属联合会以及商人救国会、士绅救国会等团体，广泛地团结各界爱国人士。这年夏季，在人口总数约有100万人的洪赵区十县中，各救国会的会员总数接近30万人，其中农民救国会会员已超过15万人。他们积极抗战，努力生产，对根据地的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在抓紧新军和各县武装部队发展的同时，林枫和中共晋西南区区党委也很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靠近区党委的第六行政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尤其得到林枫的关怀和支持。当时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是由决死二纵队政治委员、共产党员张文昂兼任的，他经常住在部队，主持六专署日常工作的是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张衡宇，他同时是中共洪赵区特委委员、六专署党团书记。洪赵特委经常同六专署住在同一个村庄，第一任特委书记王一夫和张衡宇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后，就与林枫认识，建立了政治关系;张衡宇及其夫人徐福静都同林枫十分熟悉。张衡宇到六专署工作后，始终得到林枫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他曾多次前去晋西南区党委汇报、请示工作，每次林枫都听他汇报、亲自接谈，帮助解决困难。林枫曾应张衡宇的要求，让区党委六专署的专员、秘书主任、秘书以及大多数科长都是共产党员，所属十县县长有九人是共产党员(另一人是进步青年，以后也加入共产党)。而在晋西南区党委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的经费和粮食供应问题遇到困难时，林枫又曾多次派区党委秘书长秦穆伯(他是张衡宇的学生)前往六专署支援，张衡宇都尽量设法帮助解决。
就是这样，到1939年底，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经过全体抗日军民的努力，第六行政区的根据地建设以及初具规模。早在1938年夏天，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曾来吕梁山区考察军民对日斗争情况。初到第六行政区时，他还看不出这里群众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多大区别，只是感到地处偏僻，群众显得更加“土里土气”。但一与群众深入接触，他就发现这里不分男女老幼，都已有了一定的抗日救国觉悟，许多老年妇女也能说出一套抗日就活、抗战必胜的大道理。原先他也不相信报纸上发表的那些农民游击队在同蒲线进行破击战的消息。当他们跟随一支游击队来到同蒲线上，亲眼看到他们袭击军站、破坏铁路时的勇敢战斗精神，以及日军汉奸遭到袭击时仓皇失措的狼狈相，就改变了原先的看法，深深感佩山西敌后抗日军民不平凡的抗战功绩。史密斯离开晋西南根据地前夕，在为蒲县出版的《老百姓》报题字时写道：“山西老百姓，以很大的坚决勇敢的精神，保卫他们的独立、自由、平等。他们是全中国抗战的模范，也是世界上的模范。我和英国人民热烈地表示同情，希望得到抗战胜利。”
同一时期，政卫一支队子啊稷王山地区站稳脚跟，创造了游击根据地;政卫二支队则在汾城、乡宁地区，靠近阎锡山集团的腹心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山西省第九行政区各县，在中共乡吉特委直接领导下，都建立了县委和各级党委;汾河以南数县，则由猗氏中心县委带特委直接领导。乡吉特委成立后，在同蒲路以西，黄河以东，北起临汾，南至风陵渡的广大地区内，首先着手建党、建军、建政、建立群众组织，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就在阎顽势力最强的第九行政区，各县县长名义上都是阎锡山，实际上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是坚决抗日的青年。党组织领导牺盟会，利用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主呢，实行《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口号下实行合理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自卫队，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以后林枫讲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情况时曾说：“秋林会议以前，晋西南是山西新旧力量参半的地方，新军新派以六区为根据地，旧军旧派以九区为根据地。国民党与同志会的活动比较隐蔽，明显的磨擦是没有的。在日寇不断进攻下，旧军旧派不断溃退，但新军新派与我党我军坚持了晋西南的抗战。政权民运都打下了比较进步的基础，我党的工作，也在这个顺利的环境中，得到了猛烈的开展。这一时期，我们说晋西南的统一战线是模范的，并且是我们工作的黄金时代。”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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