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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党和红军对长征胜利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6-08-26 15:06       来源:中红网—红色旅游网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时候,回顾西北党的建设,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是非常有益的。
    过去讲长征,基本上只讲中央红军的长征,没有讲北上抗日先遣军红七军团、红十军团的长征,没有讲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没有讲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军的长征,没有讲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对于西路军的新疆远征基本失败也不讲。只讲成功,不讲失败。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也是只讲红一、三军团胜利的进军,不讲红五军团艰难困苦的后卫,只讲胜利,不讲艰苦的失败。基本上也没有讲坚持在江西、福建革命老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对北上抗日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没有讲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贡献,也没有讲西北党组织和西北工农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这都是不全面、不完整、不公正的。因为归根结底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主张的提出和实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抵抗日寇侵略,开始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告全国工人和劳动群众书》,号召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宣战通电》,宣布对日战争。1933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为“五卅”八周年纪念宣言》,明确提出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口号。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在同国民党百万匪军作战的同时,决定派遣北上抗日先遣军之后,中国工农主力红军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联合起来,北上抗日”标志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
    从1934年7月2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由福建连城返回瑞金组成抗日先遣军北上抗日始,到1936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宁夏会宁和将台堡至,历时两年三个多月。其中经过1934年7月2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9000余人突围北上,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印江县木黄会师,在转战湘鄂川黔中建立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共2900余人,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军》北上抗日;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留守老区1万多人,主力红军8.8万余人从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北上抗日;1935年3月至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8万至10万余人西渡嘉陵江、涪江、岷江开始战略转移北上抗日,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奋斗历程,红军三大主力与红15军团会师陕北,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世界革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
    二、无数革命先烈的奋斗牺牲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创造了历史条件。
    各路红军的北上抗日长征是分头进行的,又是互相协同、互相支援的。江西、福建老区留下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没有直接参加长征,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对敌人进行了有力的牵制,配合了各路红军的北山抗日。我们不能忘记从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牺牲的领袖与先烈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许白昊、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郭亮、夏明翰、澎湃、杨殷、颜昌颐、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刘华、汪寿华等革命领袖、革命英雄。不能忘记方志敏、沈泽明、寻淮洲、刘畴西、何叔衡、赵博生、董振堂、黄公略、黄甦、唐在刚、陈寿昌、徐彦刚、林瑞笙、高泳生、严图阁、陈阿金、孙小保、傅维钰、黄励、刘伯坚、阮啸仙、贺昌、韦拔群、夏曦、陈香波、崔琪、鲁易、汤慕禹、朱勉之、孙玉清等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不能忘记蔡申熙、王平章、甘济时、吴焕先、杜斌丞、谢子长、刘志丹、杨琪、杨森、白明善、王兆卿等无数革命烈士,他们以自觉无私、奉献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饶、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才换来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胜利会师。我们也不能忘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陈毅元帅的豪迈气概和彻底革命精神“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没有这种彻底革命精神,长征胜利是不可能的。西北的党和西北红军没有直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的长征,但为各路红军北上抗日长征的胜利创造了落脚点和出发点。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准备了战略转折点。
    三、陕北和西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成为领导西北人民群众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
    自建党以来,在李大钊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宣传马列、组织党团、推动革命,逐步建立了中共陕北特委、陕甘边特委,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为组织领导西北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领导核心。
    陕北党团组织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的北方区委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建党初期,陕西、云南早期共产党员刘天章(1921年)、王复生(1921年)、魏野畴(1923年)、李子洲(1923年)、王德三(1922年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到绥德师范)都是在李大钊培养下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李大钊先后派他们到陕北教书,从事宣传马列、组织党团、推动革命的工作。其中以绥德师范为中心的党团组织李子洲、王德三等同李大钊的关系最为密切。组建了绥德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部。成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1926年9月,李大钊策动冯玉祥五原誓师,派遣刘伯坚、魏野畴、邓小平、刘志丹、方仲如等加入冯玉祥部担任政治部主任,制定“围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陕北党组织动员派遣谢子长、刘志丹、白明善、王兆卿、马明方、高岗等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组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加入革命军逐步成为革命骨干。大革命时期党在陕西凝聚了一个营和一个旅的革命武装。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中基本打光了。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成为西北革命党人的一代楷模。1929年,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抓枪杆子。
    1924年12月29日,王德三经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邓中夏批准成立陕西绥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王德三、白明善、乔如祯(即乔国祯)等16人组成的绥德地方团部。王德三任书记,下辖榆林中学刘志丹等任书记的团支部,团员发展到17人。在瓦窑堡李象九营发展团组织,书记史唯然,成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领导的清涧起义的骨干。1925年2月绥德四师成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李子洲。1927年3月14日至18日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中山学院举行,陕甘区委成立,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创办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7月上旬,根据中共五大新规定,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李子洲任常委负责组织工作,魏野畴负责军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先后遭15次破坏,多次改组、重建,但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始终不减,革命火种始终不灭。成为被剥削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领导核心,革命前进的灯塔。
    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召开,产生了中共陕北特委。当时党在陕北地区已有了5个县委,3个区委和一个直属支部。1929年2月在绥德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谢子长出席会议,被选为特委军事委员。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委员。4月召开陕北特委第二次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刘志丹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提出“三色论”搞武装,即白色的(派人争取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工作);灰色的(派人作土匪武装工作);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10月,吉国祯任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9月底。赵伯平接替吉国祯任陕北特委书记。10月在绥德合龙山古庙举行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成立暴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会议期间,秘书长刘澜涛、府谷县委组织部长张德生被国民党当局逮扑,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7月23日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常学恭、鲁学增、王兆卿等出席会议。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特委工作报告。会议抵制中共北方代表部分“左”的指示,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提出要在陕北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米、神府)三个游击区建立和扩大游击队。高起家坬会议在中共陕西历史上非常重要,标志着陕北地区武装斗争已经转向全面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转折点,对后来陕北和西北党、红军、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会后,8月3日,发生了米脂事件,即无定河畔六烈士惨案,陕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王兆卿、特委委员毕维舟及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特委交通高庆恩、米脂区委委员王守义及交通高录孝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无定河畔。中共陕北党组织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吓到,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
    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河北省委、中共中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下,成为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决定性力量,在农村发展党团组织,穿上军装就是红军、游击队。党支部就是建立红色政权堡垒村、游击区、根据地的战斗核心。1935年2月5日,刘志丹、谢子长共同商定,中共陕北特委与中共陕甘边特委征得中共北方代表孔原派出的巡视员黄瀚的同意,建立起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委,统一领导红26军、红27军,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个特委和两个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崔田夫、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郭洪涛、张秀山、高岗组成。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养伤期间),副主席高岗,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白坚。参谋长朱子休。统一领导中共西北党组织和西北地区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
    四、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
    土地革命初期,党在陕西、甘肃积极开展军事活动,与南方的武装斗争遥相呼应。1927年10月12日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接着又先后组织了渭华、旬邑、耀县等大小几十次武装起义,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
    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闫红彦等领导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次年初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红2团,团长王世泰,杜衡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政治处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杨琪任管理处长。谢子长、闫红彦因受错误处分赴中央受训。按照中央的指示,确定以耀县照金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33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习仲勋达到照金。3月8日,筹建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兼团特委书记习仲勋,委员李妙斋、史克寿。6月,秦武山接替金理科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补选为特委委员。1933年11月8日,红26军42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成立,师长王太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师党委书记杨森。红42师党委代行陕甘边特委职权。1934年5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重建,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张静元、蔡子伟、刘景范、李华生、龚逢春为特委委员。1935年2月马文瑞为特委委员。在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8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贾生秀、牛水清。政治秘书长先后为蔡子伟、张文华。到1935年3月,陕甘边区先后建立了花池县、保安县(赤安县)、庆北县、安塞县、赤淳县、合水县、富西县、富甘县、中宜县等九县革命委员会及南区驻宁县、淳化、正宁办事处。东区赤川、红泉两县苏区。
    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蓬勃发展起来,1932年秋创造了延川游击队,1933年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此后又建立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15支游击支队及21支队、22支队等,开辟了大批红色堡垒村庄和游击区,后来发展成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陕北游击队联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1935年1月25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举行,宣布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从1934年8月至1935年2月,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安定县(即赤源县)、清涧县、神木县、佳县、吴堡县、绥德县、延川县(赤光县)、延水县和秀延县革命委员会。
    1935年2月,刘、谢商定,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委会成立,统一领导红26军、红27军的西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神府革命根据地)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西北工委先后领导26个党的县委,其中15个是2月至9月新建的,即延长、红泉、赤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政权机构,陕甘边地区的县苏维埃政府,先后设有南区、东区共31个县,其中13个县是2月至9月新建立的,即:府谷、子长、米西、延长、红泉、赤川、定边、东靖边、肤甘、、肤施、延安、淳耀县。主力红军是红26军第42师和红27军第84师,总兵力约5000多人。地方总共有大大小小40多支游击队,共约4000多人。共青团18个县委,工会6个县委。
    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国民党陕甘当局动员数万军队,对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陕甘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分别指挥下,经过数月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1934年7月8日,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7月17日攻下安定城,谢子长率部南下与刘志丹会师。8月15日。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三团北上。8月17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塌,毙敌30多名,俘虏80多名,缴枪100多支。近一个多月,经过景武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战斗,主力红军发展到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1934年9月初,红三团返回陕甘边,陕北建立和巩固了安定、清涧、神木、佳县、吴堡、绥德革命委员会。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负伤。1935年2月21 日在灯盏湾壮烈牺牲。
    1935年2月,正值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艰难行进在长征途中时,蒋介石纠集陕甘宁晋等省六个师,加上反动民团号称10万之众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疯狂地“围剿”。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长途转战800余里,经历十余次激烈战斗,俘虏敌军2000余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边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游击区扩大到30多各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庆环,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在大约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红旗飘扬。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西北的意图,便不惜血本,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15万之众,蒋介石亲任“西北剿总”总司令向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空前规模的“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中央和各路红军失去立足之地。面对15倍于我之敌,西北红军在刘志丹指挥下集中兵力,1935年8月,在吴堡县慕家塬和绥德地区痛击西渡黄河的阎锡山部,歼灭敌人2000多人。第三次反“围剿”初战告捷。
    在此之前,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北上抗日战略转移,毛泽东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保住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块革命根据地;同西北红26军、红27军会师,组建了由红25军、红26军、红27军联合组成的红15军团,迎接了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同四路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的伟大壮举。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陕北永坪镇合编为红15军团,1935年10月1日至12日,在劳山、张村驿、榆林桥三战三捷,击毙敌张学良部110师师长何立中,俘虏107师团长高福源,俘敌2000余人,直罗镇战役,消灭了张学良部109师又一个团,俘虏5300余人。敌师长牛元锋自杀身亡。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发现敌人电文中有“共匪中央及匪军主力已到甘肃通渭地区,有进入陕北之迹象”的消息,红15军团确定部队南下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
    西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过陕甘边、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等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战争保留下来的党领导的全中国“硕果仅存”革命根据地。
    六、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肃哈达铺缴获敌人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 “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这些已经过时的消息引起毛主席极大重视,多次找参加长征的原陕西地下省委委员贾拓夫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向毛主席汇报了1933年左右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党组织、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主席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1935年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哪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哪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号召大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并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主席、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北的情况。10月19日,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后改为吴旗)镇。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七、各路红军胜利会师陕北
    此时,中央红军仅剩8000余人。红25军约3400人。西北红军连同游击队近万人。三支红军大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11月6日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团结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主席评价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正确果断地处理了“左”倾路线执行者在陕甘边区错误“肃反”,为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在政治上、组织上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为了巩固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党中央在1935年12月以后,陆续将原西北根据地内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28军(军长刘志丹)、红29军(军长萧劲光)、红30军(军长闫红彦)和神府独立师(师长王兆相)、关中独立师(师长白志文)。1936年,中央和红军总部先后组织东征和西征战役,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了西北根据地。在东征战役中,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指挥部队在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亲临前线侦查敌情,不幸左胸中弹,壮烈牺牲。人民英雄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3岁。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西征红军以红一方面军为左路,红15军团为右路,后又以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为中路,相继出发,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相继攻克甘肃东部阜城、曲子镇、环县、宏德城等地,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等地,俘虏敌人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与陕甘老区联成一片,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新根据地。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积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贺龙军团长、任弼时政委与红四方面军首长在阿坝会师。党中央林育英(即张浩,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闻天、周恩来等六十八人及红一方面军、西北红军发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电报祝贺两军会师。7月2日举行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讲了话。坚持北上抗日路线,坚持与陕甘和中央红军会师陕北,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电令:“以二军(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军(团)长、任弼时为二军(团)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陈伯钧、王震等同志领导下,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南。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铎镇与红一方面军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22日与23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25军与红15军团及红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万里长征,落脚点历史地选择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总后方和出发点。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战略转折点。
    八、“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1935年10月,正当西北根据地军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胜利的关键时刻,王明“左”倾路线波及西北革命根据地。“左”倾路线执行者,打着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的名义,红25军到陕北之后,组成陕甘晋省委,夺了西工委刘志丹等人的权,聂洪钧任西军委主席,朱理治兼任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程子华等参加中央驻陕北代表团。11月,红15军团建立后,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后来发展成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和反对右派反革命的斗争,在很短的时间内,红26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高朗亭、赵启民等40多党政军领导被扑,200多名共产党人和干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被错误杀害。党政军内部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至于部分地区群众反水。西北革命根据地处在极度危机之中。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党中央到达吴起镇,得知此情况后,立即下令,停止扑人、停止肃反,停止杀人,一切等候中央处理。把被扑人员全部释放。正确果断及时解决了陕甘苏区错误的“肃反”问题。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西北军民欢天喜地,民歌唱出了万众心声:“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本站编辑: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