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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返京
发布日期：2016-06-28 17:09 来源：《我的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回到唐山，矿院党委要我继续组织人力、物力，做筹建宿舍、教室的准备工作，还叫我负责同三四个男女干部，了解和解决“文革”中无故停止一部分党员党的生活的问题，这就是矿院后；来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可能是震后新的院党委对我在抗震救灾和整党中出了些力，河北省委于1977年7月任命我为矿院党委副书记。
因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命运，我得罪了当时河北省有关领导。他们捏造我与其他同志“个人或集体多次写信给中调部、科教组、新华社……”我除了向科教组口头反映意见外，只字未写，口头上也没有要求恢复国际关系学院；也没有跟原一起工作的同志议论和谈过河北对学院的长短，但因为河北疑惑我，捏造我的罪名，提出了“对于学院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的领导干干部，即使中央有关部门要，省委也要提出自己法。”因此，“文革”后学院“重办”时（部里不叫恢复），我和杨明奎当然被除名在外。从1970年初开始，我长期孤身一人在外。1978年春节前与家人团聚。一天，上鲁迅博物馆参观时，巧遇在京的刘健等几位老战友，他们马上就近到时为科学院副秘书长、曾任我家乡 地委书记的秦力生家替我求情；又去胡克实家去谈。过了些天，这几位战友上我家说，以上二人都满口答应。1978年8月，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当时有的领导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已于去年决定把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黄昆调任半导体研究所长，要配备党委负责人。我刚去时任该所党的核心小组第二组长。不久，已到任的组长另有任用，我担任了组长。刚开始的工作主要是平反“文革”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恢复和增补原被停发一部分“臭权威”的工资。为了做好平反工作，科学院党组曾召开各所党委书记（组长）会议，布置和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从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不仅在国际关系学院和河北矿冶学院，而且在科学院等都是知识分子云集处，那些在多年教学与科研中做出不少贡献的专家、学者，在“文革”中以资产阶级“臭权威””的罪名被打倒。我是继在河北矿冶学院处理冤假错案有过一定经验之后，在半体所尽心尽力抓平反工作。有几个月，晚上就住在办公室（当时所址在美术馆后街）。晚餐后，约好办公室或科技处住在附近的干部，去科研人员和职工家串门，了解在“文革”中一些同志受苦受难实情和当时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其中发现有些科研人员 特别是归国华侨中还有不少顾虑，有的被打成特务，怕说出批斗过程得罪人，恐以后再治运动引起麻烦，“宁肯吃一回亏，再不受二茬罪。”可能因毛泽东主席曾说过今后还要搞若干次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思想压力很大。幸好邓小平后来讲过：以后不搞政治运动。为此，被平反对象放心多了，平反工作也就顺利了许多。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平反工作。根据以上情况，在向院党组反映以后，我在本所开展有针对性的解释工作，消除恐惧心理，并通过家访、个别谈话等方式，有的起了作用，问题解决了。最后有一位归国华侨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接收补发工资，坚持认为“虽然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没有干活，拿工资是不行的。”我约请院里一位处长，王汉斌做思想工作，双方平刚关系也很融洽，但也没有做通。最后，经上级批准，由所里在他的名下把工资存入银行。
我在这个所工作五年，于1979年召开过一次党员大会，直接以差额选举成所党委委员，这是院党组认可后进行的。先由各研究室、各处党员大会提名并通过的候选人，然后在全所党员大会上无记名投票选出，在十三名候选人中十一人当选，二人落选，黄昆票数最多，我其次，他比我多六票。在第一次党委会议上，选举所党委书记，我首先提名由黄昆为所党委书记兼所长，理由是今后主要任务是半导体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研究。我文化低，又完全是科盲，我任副书辅佐黄昆，能组织全体党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资供应就算不错了。委员中有一位年过八旬曾任过书记、所长曾留学日本的老知识分子，也是老党员同意我的意见。其余九人都同意由我任书记，黄昆更是首先坚持推让。院党组书记李昌在一次各所书记会议上，让我介绍了原来的想法和经过。
所党委产生后，大家努力工作，又派了几位专家出国合搞科学研究、购买器材，特别是经院批准购进了在当时较先进的计算机成套设备，为此建筑了机房。也从此科研出了一些新成果。大家为了弥补“文革”损失，都加倍努力，出了一些新成品，理论物理也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很注重在研究中培养年轻有为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在晚上家访时，还发现大批科技人员和职工生活中有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如住在所附近和前门东大街大小四合院的人家，首先是居住的房子又少又小，有的四口人只有一间房子，只好搭二层床；三口之家的为数不少，家里一间房勉强放一张二屉桌，晚上先让上学的孩子温课，约到晚九时后，大人们有的夫妇都搞研究，有的一方教书得备课，搞科学研究的，也得翻阅科技资料或有关书籍，这样得熬到深夜，影响休息，自然也就影响工作。还有，一处四合院，只有一座自来水池，早晚取水还得排队，上厕所也得等待。因此，如果住房条件改善了，以上困难则可以基本解决。但经邓小平决定在林学院北面新建半导体研究所的大工程还得四年左右才能完工。因此，所里先给各户门口边盖一个小小厨房，安装自来水，并加一个洗碗洗菜的磁盆。为此，所里开一辆卡车，由我去唐山购置，顺便在矿院探望抗震救灾的战友。见面后，他们全力帮助购买到了磁盆等物。回京后，所里工人抓紧完成了以上小小工程，给一部分科研人员家庭解决了一定生活困难。
这个所当时党的组织有以下情况：所党委委员 十一人中，科学家有黄昆、王守武（院士、副所长），另有大学程度的五人。有一位副所长林兰英，女，院士，半导体材料专家，留学回国后工作了十几年，表现很好，还在党外。全所有研究室七个，只有第五室的主任是较老的党员，其他室主任都非党员。科研人员中的党员也比职工中的党员少。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成堆的科研部门，知识分子入党的较少，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到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把以上情况在所党委会议上汇报后，并提出在所里发展党员，在一段时间内应着重发展科技人员，同时，首先在室主任中发展。经委员们同意后，召开了室、处支书会议，作了研究和布署。“文革”后这个所发展党员的工作上下积极认真起来了。一室党支部大会，首先讨论通过了申请多年并已达到入党条件的林兰英。一室的业务，主要是半导体材料，她是副所长，分管一室，也随一室生活，并曾任该室主任。二室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室主任、科学院院士王守觉入党，他是国内培养、自己专研半导体应用物理学家。所党委正要审批时，科学院院部突然转来我驻法使馆的材料，反映其赴法协购科技器材时从中为其儿子、儿媳留学法国的的费用加在钱中。我即找王守觉谈话。他马上回家取来儿子、儿媳在在法国留学经费的担保证证件，即他也在日、美两国的亲戚好友负责担保的证件。情况清楚了，我们向院党组做了汇报后，批准了其入党申请。差一点冤枉了这位好科学家。后来在我离休时，与我为同龄人的黄昆改任所的顾问，王守觉接任了所长。
七室主任马骏如，英、德语水平较好，科研业务也是尖子，管理也较得法，要求入党也已多年。党支部通过后，所党委会正准备讨论批准时，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电话通知两位党委委员的正副所长和我去院部，谈了马骏如在西德合作共同研究一个科技题目时泄密问题。我们听后，都有点发楞。停了一会儿，我问泄密是合同题目之外，还是合同题目之内？这位领导一听，问了两位所长的意见后，马上叫秘书找来管理与国外科研合作的干部前来回答这些问题。结果又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在合同范围之内，我方与西德在这个题目共同攻关，马骏如在合作研究中比西德科研人员领先一些。因此，在场的院、所领导人都认为不能作为泄密论处。
在吸收室主任中非非党员入党的同时，对其他申请较久、条件成熟的知识分子，包括处室干部和工人，积极解决入党问题。发展党员，对于鼓励广大知识分子更加努力扎实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发展过程中，都是有计划有目标的，而且坚持了群众路线。比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她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曾是黄昆教授的学生。“文革”中因其父受冤，对她压力很大，但她没有向当时的恶势力退让。她分配到半导体所科技处工作后，邓小平已经掌管全局的情况下，她上下班一直骑自行车，从不迟到早退，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也不错，大家公认她是好干部。支部发展她入党时通过得很顺利。新发展的党员，在所党委讨论审批前，党委委员中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分别与支部刚通过的新党员谈话。室主任中新入党的同志，大部分是我谈的。人家谈到业务的事，我听不懂，请他们通俗解释。当然我主要是谈对他们入党后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并能大胆反映情况，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邓楠也是我跟她谈的话。利用这个机会我打问了邓小平的身体情况。她说，工作忙时，回到家里也不休息。这样，邓楠说自己就得请假照顾父亲。她还说，父亲回家后有时也与孙子玩耍。爷孙在桌子底下爬着你追我，我追你，在桌子下边碰过头。她还问我请假次数多，处领导和同志中有没有意见？我对她说：这次发展你入党在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时没有人提到过。说明大家是理解的。
各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是积极认真的。因十年动乱发展党员基本停滞了。这次，把已达到和早已达到党员标准的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基本上吸收到党内。当然，还应继续培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当时的四室主任，表现一贯好，党内外群众认为他早已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了，但他未提出入党申请。支部书记张子林和组织委员，都曾先后分别与他谈话，启发提出入党申请，但他就是不表态。后来我与他谈过两次，第一次他只说自己不够条件，不说争取入党的话；第二次谈话时我说：“你是一位科研和科研管理专家，也是以为政治上坚强、性格直率的人，是不是担心入党会影响你的科研课题？”他马上回答：“不是！运动一来，党员不党员谁还能搞科研。”接着我说：“邓小平同志讲过，以后不搞政治运动。”稍停一会儿，我又说：“到底为什么不申请？”这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请不要希望我申请了！”这时，我意识到如果再追问他就像是在审查人家。于是我说“请以后在方便的时候我们再谈，并对我多提意见！”他也表示了类同的意见。这位科学家在我1983 年离休时还未申请。后来听说党支书和这位室主任，都调到科学院院部去了。
这个所新建的科研楼和生活用房等基本建设，是邓小平指示的，在我调进所的头一年已动工了。为了把基建搞好，邓要当时国务院主管基建的谷牧组派一个好的基建班子，并抽调技术水平平均二级以上的基建工程兵一个团施工。地址在今林业大学北部森林实验场。该场地原有不少供研究用的各类的树木，但在“文革”中被破坏无遗。这个项目基建办公室主任来所后同时任后勤副所长；另一位副主任为助手，有工程师数人、管理员、采购员等都是甲方专职基建力量，其中除工程师外。副所长兼主任听不进不同意见。关于对该项目基建工程兵的施工人员技术水平安排，实际上就没有按邓小平的指示执行。该部队的负责人的家属在北京，他们在外地施工，乘机托关系调来施工。施工中出现偷工减料和不按规定安装等现象屡有发生。工程师们向我反映。黄昆和我同去工地察看到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有的工程师还质疑：钢窗的质量是北京厂家的好，为什么偏偏要在青岛订货？还要多花汽车、火车运费，等等。为此，在黄昆的提议和主持下，召开基建甲 乙方会议，并邀请北京市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建筑人民大会堂时立功的特等劳模张百发参加过三次会议。但分管基建的那位副所长、基建办主任就是不同意我们提的意见做调整处理。无奈，我和黄昆商量后，向科学院党组汇报并提出建议：因这位副所长兼主任年龄已超过六十岁，故由院党组决定其离休；同时，我自己也提出离休。院领导同意了前面的建议；但再三要我继续工作二三年。在我一再以书面和口头请求下，院里在一年后批准了我的离休请求，但又劝我任所里的顾问，我不但婉言谢绝，并建议：研究所是基层单位，除了专家，党政干部不当顾问为好，免得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和顾问之间双方为难，造成不必要的、本可避免的麻烦。院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基建办公室主任由所里器材处处长接任，原来的副主任和采购员均从基建办调出。据说，此后基建基本上按正常程序和质量施工，能纠正的关键性的不合格的项目下决心纠正了。如进口的、当时在全院最高级的大型计算机房，施工时把电源安装在机器电线背后，只好拆卸重新安装。但也有些先前完工的项目不合格，但不属于关键部位，就没有纠正。比如质量差的钢窗；又如科研楼各室的亮窗，被暖气横管挡着，使纱窗和玻璃门都打不开；再如单元宿舍楼厕所的门，因把暖气片安装在门口，使门只能开五分之三大小，人进出厕所要侧着身子，等等。
我在这个所工作五年，于1979年召开过一次党员大会，直接以差额选举成所党委委员，这是院党组认可后进行的。先由各研究室、各处党员大会提名并通过的候选人，然后在全所党员大会上无记名投票选出，在十三名候选人中十一人当选，二人落选，黄昆票数最多，我其次，他比我多六票。在第一次党委会议上，选举所党委书记，我首先提名由黄昆为所党委书记兼所长，理由是今后主要任务是半导体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研究。我文化低，又完全是科盲，我任副书辅佐黄昆，能组织全体党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资供应就算不错了。委员中有一位年过八旬曾任过书记、所长曾留学日本的老知识分子，也是老党员同意我的意见。其余九人都同意由我任书记，黄昆更是首先坚持推让。院党组书记李昌在一次各所书记会议上，让我介绍了原来的想法和经过。
所党委产生后，大家努力工作，又派了几位专家出国合搞科学研究、购买器材，特别是经院批准购进了在当时较先进的计算机成套设备，为此建筑了机房。也从此科研出了一些新成果。大家为了弥补“文革”损失，都加倍努力，出了一些新成品，理论物理也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很注重在研究中培养年轻有为的中青年科技人才。
在晚上家访时，还发现大批科技人员和职工生活中有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如住在所附近和前门东大街大小四合院的人家，首先是居住的房子又少又小，有的四口人只有一间房子，只好搭二层床；三口之家的为数不少，家里一间房勉强放一张二屉桌，晚上先让上学的孩子温课，约到晚九时后，大人们有的夫妇都搞研究，有的一方教书得备课，搞科学研究的，也得翻阅科技资料或有关书籍，这样得熬到深夜，影响休息，自然也就影响工作。还有，一处四合院，只有一座自来水池，早晚取水还得排队，上厕所也得等待。因此，如果住房条件改善了，以上困难则可以基本解决。但经邓小平决定在林学院北面新建半导体研究所的大工程还得四年左右才能完工。因此，所里先给各户门口边盖一个小小厨房，安装自来水，并加一个洗碗洗菜的磁盆。为此，所里开一辆卡车，由我去唐山购置，顺便在矿院探望抗震救灾的战友。见面后，他们全力帮助购买到了磁盆等物。回京后，所里工人抓紧完成了以上小小工程，给一部分科研人员家庭解决了一定生活困难。
这个所当时党的组织有以下情况：所党委委员 十一人中，科学家有黄昆、王守武（院士、副所长），另有大学程度的五人。有一位副所长林兰英，女，院士，半导体材料专家，留学回国后工作了十几年，表现很好，还在党外。全所有研究室七个，只有第五室的主任是较老的党员，其他室主任都非党员。科研人员中的党员也比职工中的党员少。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成堆的科研部门，知识分子入党的较少，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到现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把以上情况在所党委会议上汇报后，并提出在所里发展党员，在一段时间内应着重发展科技人员，同时，首先在室主任中发展。经委员们同意后，召开了室、处支书会议，作了研究和布署。“文革”后这个所发展党员的工作上下积极认真起来了。一室党支部大会，首先讨论通过了申请多年并已达到入党条件的林兰英。一室的业务，主要是半导体材料，她是副所长，分管一室，也随一室生活，并曾任该室主任。二室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室主任、科学院院士王守觉入党，他是国内培养、自己专研半导体应用物理学家。所党委正要审批时，科学院院部突然转来我驻法使馆的材料，反映其赴法协购科技器材时从中为其儿子、儿媳留学法国的的费用加在钱中。我即找王守觉谈话。他马上回家取来儿子、儿媳在在法国留学经费的担保证证件，即他也在日、美两国的亲戚好友负责担保的证件。情况清楚了，我们向院党组做了汇报后，批准了其入党申请。差一点冤枉了这位好科学家。后来在我离休时，与我为同龄人的黄昆改任所的顾问，王守觉接任了所长。
七室主任马骏如，英、德语水平较好，科研业务也是尖子，管理也较得法，要求入党也已多年。党支部通过后，所党委会正准备讨论批准时，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电话通知两位党委委员的正副所长和我去院部，谈了马骏如在西德合作共同研究一个科技题目时泄密问题。我们听后，都有点发楞。停了一会儿，我问泄密是合同题目之外，还是合同题目之内？这位领导一听，问了两位所长的意见后，马上叫秘书找来管理与国外科研合作的干部前来回答这些问题。结果又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在合同范围之内，我方与西德在这个题目共同攻关，马骏如在合作研究中比西德科研人员领先一些。因此，在场的院、所领导人都认为不能作为泄密论处。
在吸收室主任中非非党员入党的同时，对其他申请较久、条件成熟的知识分子，包括处室干部和工人，积极解决入党问题。发展党员，对于鼓励广大知识分子更加努力扎实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发展过程中，都是有计划有目标的，而且坚持了群众路线。比如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她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曾是黄昆教授的学生。“文革”中因其父受冤，对她压力很大，但她没有向当时的恶势力退让。她分配到半导体所科技处工作后，邓小平已经掌管全局的情况下，她上下班一直骑自行车，从不迟到早退，工作认真负责，业务水平也不错，大家公认她是好干部。支部发展她入党时通过得很顺利。新发展的党员，在所党委讨论审批前，党委委员中分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分别与支部刚通过的新党员谈话。室主任中新入党的同志，大部分是我谈的。人家谈到业务的事，我听不懂，请他们通俗解释。当然我主要是谈对他们入党后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并能大胆反映情况，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邓楠也是我跟她谈的话。利用这个机会我打问了邓小平的身体情况。她说，工作忙时，回到家里也不休息。这样，邓楠说自己就得请假照顾父亲。她还说，父亲回家后有时也与孙子玩耍。爷孙在桌子底下爬着你追我，我追你，在桌子下边碰过头。她还问我请假次数多，处领导和同志中有没有意见？我对她说：这次发展你入党在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时没有人提到过。说明大家是理解的。
各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是积极认真的。因十年动乱发展党员基本停滞了。这次，把已达到和早已达到党员标准的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基本上吸收到党内。当然，还应继续培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当时的四室主任，表现一贯好，党内外群众认为他早已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了，但他未提出入党申请。支部书记张子林和组织委员，都曾先后分别与他谈话，启发提出入党申请，但他就是不表态。后来我与他谈过两次，第一次他只说自己不够条件，不说争取入党的话；第二次谈话时我说：“你是一位科研和科研管理专家，也是以为政治上坚强、性格直率的人，是不是担心入党会影响你的科研课题？”他马上回答：“不是！运动一来，党员不党员谁还能搞科研。”接着我说：“邓小平同志讲过，以后不搞政治运动。”稍停一会儿，我又说：“到底为什么不申请？”这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请不要希望我申请了！”这时，我意识到如果再追问他就像是在审查人家。于是我说“请以后在方便的时候我们再谈，并对我多提意见！”他也表示了类同的意见。这位科学家在我1983 年离休时还未申请。后来听说党支书和这位室主任，都调到科学院院部去了。
这个所新建的科研楼和生活用房等基本建设，是邓小平指示的，在我调进所的头一年已动工了。为了把基建搞好，邓要当时国务院主管基建的谷牧组派一个好的基建班子，并抽调技术水平平均二级以上的基建工程兵一个团施工。地址在今林业大学北部森林实验场。该场地原有不少供研究用的各类的树木，但在“文革”中被破坏无遗。这个项目基建办公室主任来所后同时任后勤副所长；另一位副主任为助手，有工程师数人、管理员、采购员等都是甲方专职基建力量，其中除工程师外。副所长兼主任听不进不同意见。关于对该项目基建工程兵的施工人员技术水平安排，实际上就没有按邓小平的指示执行。该部队的负责人的家属在北京，他们在外地施工，乘机托关系调来施工。施工中出现偷工减料和不按规定安装等现象屡有发生。工程师们向我反映。黄昆和我同去工地察看到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有的工程师还质疑：钢窗的质量是北京厂家的好，为什么偏偏要在青岛订货？还要多花汽车、火车运费，等等。为此，在黄昆的提议和主持下，召开基建甲 乙方会议，并邀请北京市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建筑人民大会堂时立功的特等劳模张百发参加过三次会议。但分管基建的那位副所长、基建办主任就是不同意我们提的意见做调整处理。无奈，我和黄昆商量后，向科学院党组汇报并提出建议：因这位副所长兼主任年龄已超过六十岁，故由院党组决定其离休；同时，我自己也提出离休。院领导同意了前面的建议；但再三要我继续工作二三年。在我一再以书面和口头请求下，院里在一年后批准了我的离休请求，但又劝我任所里的顾问，我不但婉言谢绝，并建议：研究所是基层单位，除了专家，党政干部不当顾问为好，免得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和顾问之间双方为难，造成不必要的、本可避免的麻烦。院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基建办公室主任由所里器材处处长接任，原来的副主任和采购员均从基建办调出。据说，此后基建基本上按正常程序和质量施工，能纠正的关键性的不合格的项目下决心纠正了。如进口的、当时在全院最高级的大型计算机房，施工时把电源安装在机器电线背后，只好拆卸重新安装。但也有些先前完工的项目不合格，但不属于关键部位，就没有纠正。比如质量差的钢窗；又如科研楼各室的亮窗，被暖气横管挡着，使纱窗和玻璃门都打不开；再如单元宿舍楼厕所的门，因把暖气片安装在门口，使门只能开五分之三大小，人进出厕所要侧着身子，等等。
（本文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文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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