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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文革(四)

发布日期:2016-06-28 14:40       来源:《我的回忆》
    把十七年的学校工作,扣上“资产阶级统治了无产阶级”的大帽子。使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何去何从,都得抉择。大多数人的心里,不表示反对或同情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一般只好勉强举手、违心地跟着喊口号。造反派也深知这些人并不是真心跟着走,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软硬兼施,首先来硬的。他们整人的惯用手法就是“抓辫子”,奉行康生推崇的极左那一套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如,党委书记、院长于苇同志,曾在延安时被康生诬为蒋介石特务系统派遣到延安的特务潜伏组长,后被平反。在文革中又被长期怀疑,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七十年代末学院复校后,只任副职,但任务繁重,终使其在十年动乱中所患的心脏病突发,来不及抢救,不幸与世长辞,使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学与管理、发展与建设蒙受重大损失。
    再如,教务处副处长、英语系教授、党员阴纫斋当时被诬陷为特务分子。当年我党地下组织,通过社会关系,安排阴纫斋曾任旧山西省政府少将外事处长。他以这一身份掩护过许多我党高级干部,为我党收集情报,并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文革中造反派把他定为特务关入牛棚。阴纫斋患有糖尿病、肾病,入牛棚后不许治疗,更不让吃糖尿病肾病特定饮食,造反派的百般迫害使阴老于1972年过早地病逝。
    又如,政治部宣传处处长、院党委委员刘良计,他曾在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队,以少尉司书身份为我党我军获得过不少军事情报。文革中也被造反派诬陷为国民党特务。
    还有,如法语教师崔宗玮,曾任我党地下区委书记。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后,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但一直设法掩护他的好友乔冠华,在地下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并冒险让乔借用他的房子召集了多次重要的秘密会议。文革时造反派把崔宗玮打成了叛徒。
    另外,造反派们还把有些同志定为“黑帮”,把讲师、教授诬为反动权威,将他们并连同以上同志关进“牛棚”。造反派用逼、供、信、甚至拷打、罚跪等暴行,逼死三人。法文打字员盘慧灵与其夫崔宗玮曾在我驻瑞士、法国大使馆任法语翻译,为人非常正派,一贯勤奋工作。夫妇二人没有子女,养育了弟弟的一个女孩。打字室中仅有的某造反分子伙同其夫(即人事处三个造反派之一),串通其他造反分子对盘慧灵无数次地批斗,特别是卑鄙地多次诬陷盘与别人有私情,逼得盘慧灵自杀身亡。这对造反派夫妇,还以进盘家搜查罪证为借口,进入盘家。有人怀疑他俩把崔、盘多年积存未人银行的现金和衣物等捞人自家囊中。不久,有人看到这对夫妇新购一辆自行车,还穿上新的呢子衣服。后来有人向院革委会反映此案,在以造反起家当上革委会副主任高位的里英璞的包庇下,无人也无力追查。以里英璞为首的造反派,在驻院军宣队政委的支持下,凡他们看不顺眼,或被他们怀疑有政治问题的无辜知识分子,都逃不脱挨整。时为英文系讲师的徐华梁,多话一句不说,教学深入浅出,一贯吃苦耐劳,为人忠厚老实。因不造反,也不举手拥护反革命口号,被诬蔑为臭权威,天天在脖子上挂着“反动权威”的黑牌子。徐华梁、申葆青二位英语教员是李克农部长亲自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调来的高水平人才。造反派后又紧接着揪出所谓反革命的“三黄一王”(按姓氏定的)都是当时的副教授和讲师,大会批,小会斗,并经常在高音喇叭上辱骂,使人人自危。
    对学院各级领导人查来查去,查不出够关“牛棚”的证据;对于十几位老年教师找不到该“专政”的言行,但仍把他们、我和于苇等近二十人编成劳动改造队,由一位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为队长监督我们。让我们在1966年冬翻晒菜窖中储诸存的大白菜。在那时,造反派认定我是实权人物,故加重对我的改造,命令我每天还要以半天时间打扫男生宿舍区的卫生。看来“文革”开始后无人管理厕所。我一进去,觉得臭气熏天,睁眼睛也困难,小便池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尿碱,用去污粉泡水冲刷,毫无效果。当天晚上我在家里找了一根木棍,锯开一条缝,把一个厚钢片插进去,然后用铁钉固定。第二天去厕所,拿这个自制工具费力的一层层、一块块刮掉沉积的尿碱,经过三四个半天工夫,终于把又干又硬的尿碱清除干净了。在我这样做的时候,心情很舒畅,觉得自己在无事可做的情况下,制造了一副“土工具”,亲手解决了一个小难题,颇有“成就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造反派上厕所时看见了,讥笑着哼一声:“活该”。但其他同志、同学有的劝我不要理造反派的胡乱指派,有的建议用去污粉,有的含泪掩面而去,使我倍受感动。
    文革中,造反派宣扬他们实行的是“红色恐怖”。作为原是国关中层领导干部的里英璞等人是学院“红色恐怖”的策划部署者。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多年对革命者实行的“白色恐怖”,使用打、杀、抢、关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镇压革命;而我们共产党人摆脱了“白色恐怖”,终于取得革命政权,却又进入了“红色恐怖”,真让人难以理解。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 《我的回忆》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