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汝扬李光清回忆录》

《我的回忆》文革（二）

发布日期：2016-06-24 12:00 来源：《我的回忆》

十年动乱，首先从学校开始。毛泽东认定“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他“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照林彪当时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事实是估计的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作出不合适的指示也得执行。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那时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使人啼笑皆非。既然十七年实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应该早就发现并加以反对和纠正，长达十七年了，那还不贻害匪浅吗？

本院造反的人虽然很少，但气焰很凶，想斗谁就斗谁。领导人的电话机被拆走了。有人砸保密室，抢夺文件。管理保密室的王朝文、赵晨跑来找我。我们三人马上去阻挡。我指着墙上周总理批示中央发的不允许随便进入保密室的文件，他们没有动手。后来还是被造反派骨干分子强行砸开，乱拿文件。为了防止泄密，部里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学院的运动归北京市委文教组领导，但当时学院在北一院的短训班的运动仍由部里领导。不几天，分管短训班的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彭涛被以短训班办公室主任为首的造反派赶出班外。当时院党委还能起领导作用，决定由主管后勤的副院长暂管短训班。

“文革”从开始到终结，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路线、不同的政策、不同的观点、不同目的的两派组织。一派是所谓紧跟毛泽东的造反派，另一派被诬为保守派或叫保皇派。两派的出现是怎样形成的，两派的斗争是怎样阵发展的，结果如何？

“文革”中的两派，都自称是毛泽东的红卫兵或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1966年6月1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百十来人，署名贴出大字报，主题是“造反有理”、“越乱越好”。校领导没有表态。七月中旬，他们大字报抄送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八月一日回信，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地支持”。从此，凡能胡作非为或支持这种造反的，都是所谓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左派。

我家的电话机还没有被造反派拆走前，孔原已被隔离。周总理到我们上级部宣布：中央决定由邹大鹏同志负责业务领导。一天，邹来电叫，叫我和于苇到他家去。我转告于后，去找汽车司机曹怀义，请他开车送一下。他说你俩坐车出不了大门，造反派正要抓斗。我赶快到收发室与看大门的老工人赵信修商量。他出主意说：你叫曹怀义把车开出大门绕到后门外，我去把后门打开，你们也从后门出去上汽车。结果很顺利到达邹的家里。他一见我俩，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总的意思是要我们说话和行动小心谨慎些。最后我们坐汽车到后门回到家里。不几天，惊闻大鹏同志（被部里造反人物组织力量实施迫害）和夫人自杀身亡。于苇和我得知这一噩耗后，涕泪交流。

清算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造反派中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也有人说我是投降了资产阶级臭权威。这就怪了，既然都是资产阶级，怎么同一阶级投降同一阶级，一家人投降一家人。我在当时没有条件说这样的话，心里暗暗发笑。晚上的觉睡得很熟。有一段时间，造反派集中力量批斗我，说我是实权派。这也有一定道理，我兼职多，具体工作做的多。除批斗外，还陪斗不少。造反派派人四处调查我的

历史和家庭。在学院不论涉及什么事，都要算我的老账，给我戴纸帽，挂黑帮牌子，身上贴标语，对我实施游街、罚跪、坐“喷气式”、劳改等。所幸的是我没有挨过打，也没有关过牛棚。这很可能是因为红卫兵中“丛中笑”等战斗队发表《保冯申明》说“冯文耀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缘故吧。

铁的事实是歪曲不了的。十七年的教育工作，经过全国各校老师和工作人员含辛茹苦的努力，虽然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好多优秀教师被打成右派，一些领导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成员，有的人甚至头上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但是，他们还是全心全意地为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各行各业的人才。从过去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所培养的千千万万的优秀人才，坚决拥护党和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各条战线上做故出不少成绩，甚至有举世公认的发明创造，有的是党和国家的杰出人物，并还领导人民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这所学校来说，规模在全国最小，既经历了不少风雨，又为情报、外交等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这走出校门的学员、学生中，从副部长、大使、总领事、参赞、司局长到各级干部，有许多人在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有的还冒着风险为党为国家做着无私的奉献；有一些同志，受了无辜的打击，仍没有怨言，照样挺起胸膛奋斗不息；还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输送到一些党政群单位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参加建设和教育事业。这都是教育工作者们正确执行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路线和政策的结果。

本站来源：冯文耀著《我的回忆》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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